武王伐商，杀纣而立其子武庚，宗庙不毁，社稷不迁，时殷未尝亡也。所以异乎曩日者，不朝诸侯，不有天下而巳。故《书序》言：“三监及淮夷叛，周公相成王，将黜殷，作《大诰》。”又言：“成王既黜殷命，杀武庚。是则殷之亡其天下也，在纣之自燔；而亡其国也，在武庚之见杀。盖武庚之存殷者，犹十有余年，使武庚不畔，则殷其不黜矣。
武王克商，天下大定，裂土奠国。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，而仍以卦武庚，降在侯国，而犹得守先人之故土。武王无富天下之心，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，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，于此可见矣。乃武庚既畔，乃命微子启代殷，而必于宋焉，谓大火之祀，商人是因，弗迁其地也。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，取天下而不取其国，诛其君，吊其民，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。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，其不愿为周者，皆故都之人，公族、世家之所萃，流风善政之所存，一有不靖，易为摇动，而必以卦其遗胤。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，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，无灭国之义也。故宋公朝周，则曰“臣”也；周人待之，则曰“客”也。自天下言之，则侯服于周也；自其国人言之，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，无变于其初也。平王以下；去微子之世远矣，而曰“孝惠取于商”，曰“天之弃商久矣”，曰“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”，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。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，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、周公之心，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，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。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，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者异矣。
或曰：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？曰：以“顽民”为商俗靡之民者，先儒解误也。盖古先王之用兵也，不杀而待人也仁。东征之役，其诛者事主一人，武庚而已；谋主一人，管叔而巳。下此而囚，下此而降，下此而迁。而所谓顽民者，皆畔逆之徒也。无连坐并诛之法，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，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。不忍弃之四裔，故于雒邑；又不忍斥言其畔，故止曰“殷顽民”。其与乎畔而迁者，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；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，如祝佗所谓“分康叔以殷民七族：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”是也，非尽一国而迁之也。或曰：何以知其为畔党也？曰：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，不畔何以言仇？非敌百姓也，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。
上古以来，无杀君之事。汤之于桀也，放之而已。使纣不自焚，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；纣而自焚也，此武王之不幸也。当时八百诸侯，虽并有除残之志，然一闻其君之见杀，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，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，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。及其反商之政，封殷之后人，而无利于其土地焉，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，然后乃安于纣之亡，而不以为周师之过，故《箕子之歌》怨狡童，而已无余恨焉。非伯夷亲而箕子疏，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，其时异也。
《多士》之书：“惟三月，周公初于新邑洛，用告商王士。曰：”非我小国，敢弋殷命。‘“亡国之民而号之”商王士“，新朝之主而自称”我小国“，以天下为公，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，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。”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“，其始基之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