桓公四年、七年阙秋冬二时，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，昭公十年十二月无“冬”，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、丁丑，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“月”，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，桓公三年至九年、十一年至十七年无“王”，桓公五年“春正月甲戌，己丑陈侯鲍卒”，甲戌有日而无事，皆《春秋》之阙文，后人之脱漏也。《谷梁》有“桓无王”之说，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，则桓之志见矣，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“
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，不书“天”，阙文也。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，则桓之立，《春秋》固已公之矣。商臣而书楚子，商人而书齐侯，五等之爵无所可贬，孰有贬及于天王邪？
《僖公元年》：“夫人氏之丧至自齐”，不言“姜”；《宣公元年》：“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”，不言“氏”。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“仲”，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“何”同，皆阙文也。圣人之经，平易正大。
邵国贤曰：“‘夏五’，《鲁史》之阙文欤？《春秋》之阙文欤？如谓《鲁史》之阙文者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何独阙其所不必疑，以示后世乎？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，推不诚伯高之心，是不诚于后世也，圣人岂为之哉。不然，则‘甲戌’、‘己丑’、‘叔喜生’、‘仲孙忌’又何为者？是故‘夏五’，《春秋》阙文也，非《鲁史》之阙文也。”
范介儒曰：“‘纪子伯’、‘郭公’、‘夏五’之类，传经者之脱文耳。谓为夫子之阙疑，吾不信已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