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》之于吴、楚，斤斤焉，不欲以其名与之也。楚之见于经也，始于庄之十年，曰“荆”而已。二十三年，于其来聘而“人”之。二十八年，复称“荆”而不与其“人”也。僖之元年，始称“楚人”。四年，盟于召陵，始有“大夫”。二十一年，会于盂，始书“楚子”。然使宜申来献捷者，楚子也，而不书“君”。围宋者子玉，救卫者子玉，战城濮者子玉也，而不书“帅”。圣人之意，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。吴之见于经也，始于成之七年，曰“吴”而已。襄之五年，会于戚，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“人”之。十年、十四年，复称“吴”，殊会而不与其“人”也。二十五年，门于巢卒，始书“吴子”。二十九年，使札来聘，始有“大夫”。然灭州来，败鸡父，灭巢，灭徐，伐越，入郢，败李，伐陈，会且，会曾阝，伐我，伐齐，救陈，战艾陵，会橐皋，并称“吴”，而不与其“人”。会黄池，书“晋侯及吴子”而殊其会。终《春秋》之文，无书“帅”者，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。是知书君、书大夫，《春秋》之不得已也，政交于中国矣。以后世之事言之，如刘、石十六国之辈，略之而已，至魏、齐、周，则不得不成之为国，而列之于史。辽、金亦然。此夫子所以录楚、吴也。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，圣人之心盖可见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