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生于昭、定、哀之世，文、宣、成、襄则所闻也，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则所传闻也。国史所载策书之文，或有不备，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，至于所闻则远矣，所传闻则又均匀矣。虽得之于闻，必将参互以求其信，信则书之，疑则阙之，此其所以为异辞也。公子益师之卒，《鲁史》不书其日，远而无所考矣。以此释经，岂不甚易而实是乎？何休见《桓公二年》会稷之传，以恩之浅深，有“讳”与“目言”之异，而以书日不书日，详略之分，为同此例，则甚难而实非矣。窃疑“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”，此三语必有所本。而齐、鲁诸儒述之，然其义有三：阙文，一也；讳恶，二也；言孙，三也。从前之一说，则略于远而详于近；从后之二说，则晦于近而章于远。读《春秋》者，可以得之矣。《汉书》言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。弟子退而异言，及口说流行，故有公羊、谷梁、邹、夹之学。夫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，曾子且闻而未达，非子游举其事实之，亦乌得而明哉？故曰：《春秋》之失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