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皇矣》之诗曰：“帝作邦作对，自太伯王季。”则泰伯之时，周日以强大矣。乃托之采药，往而不反。当其时，以国让也；而当其时，让王季也；而自后日言之，则让于文王、武王也。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；在三世之前，宗祧不记其功，彝鼎不铭其迹，此所谓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者也。《路史》曰：“方太王时，以与王季，而王季以与文王，文王以与武王，皆泰伯启之也，故曰三让。”
泰伯去而王季立，王季立而文、武兴，虽谓以天下让可矣。太史公序《吴世家》云：“太伯避历，江蛮是适。文武攸兴，古公王迹。”甚当。
高泰伯之让国者，不妨王季，《诗》之言“因心则友”是也。述文王之事君者，不害武王，《诗》之言“上帝临女”是也。古人之能言如此。今将称泰伯之德，而行色奔、操之志加诸太王，岂夫子立言之意哉。朱子作《论语或问》，不取翦商之说，而蔡钟默传《书。武成》曰：“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，而始得民心，王业之成实基于此。”仲默，朱子之门人，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。《或问》曰：“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，非礼也。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，至于父死不赴，伤毁发肤，皆非贤者之事。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，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。其为至德何邪？曰：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，为其道足以济天下，而非有爱憎之间，利欲之私也。是以泰伯去之，而不为狷；王秀受之，而不为贪；父死不赴，伤毁发肤，而不为不孝。盖处君臣、父子之变，而不失乎中庸，此所以为至德也，其与鲁隐公、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