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来田赋之制，实始于禹，水土既平，咸则三壤，后之王者不过因其成迹而已。故《诗》曰：“信彼南山，维禹甸之。匀匀原隰，曾孙田之。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。”然则周之疆理犹禹之遗法也。孟子乃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。夫井田之制，一井之地画为九区，故苏洵谓万夫之地，盖三十二里有半，而其间为川为路者一，为浍为道者九，为洫为涂者百，为沟为畛者千，为遂为径者万。使夏必五十，殷必七十，周必百，则是一王之兴必将改畛涂、变沟洫、移道路以就之，为此烦扰而无益于民之事也，岂其然乎？盖三代取民之异，在乎贡、助、彻，而不在乎五十、七十、百亩。其五十、七十、百亩，特丈尺之不同，而田未尝易也。故曰：”其实皆什一也。“古之王者必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异度数。故《史记。秦始皇本纪》，于”改年十月朔，上黑“之下，即曰：”数以六为纪，符法冠皆六寸，而舆六尺，六尺为步，乘六马。“三代之王，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。故《王制》曰：”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，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。“而当日因时制宜之法，亦有可言。夏时土旷人稀，故其亩特大。殷、周土易人多，故其亩渐小。以夏之一亩为二亩，其名殊而实一矣。国佐之对晋人曰：”先王疆理天下，物土之宜而布其利。“岂有三代之王而为是纷纷无益于民之事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