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宋取士，皆用《九经》。今制定为《五经》，而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二传并不列于学官。杜氏《通典》：东晋元帝时，太常贺循上言：“《尚书》被符经置博士一人。又多故历纪，儒、道荒废，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，且《春秋》三传俱出圣人，而义归不同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。今宜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二经置博士二人，《春秋》三传置博士三人，其余则经置一人，合八人。”太常荀崧上疏言：“博士旧员十有九人，今《五经》合九人，准古计今，犹未中半。《周易》有郑氏注，其书根源，诚可深惜。《仪礼》一经，所谓《曲礼》，郑玄于礼特明，皆有证据。昔周之衰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左丘明、子夏造膝亲受。孔子殁，丘明撰其所闻为之传，微辞妙旨，无不精究。公羊高亲受子夏，立于汉朝，多可采用。谷梁赤师徒相传，诸所发明，或是左氏、公羊不载，亦足有所订正。臣以为《三传》虽同曰《春秋》，而发端异越，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。”遇王敦难，不行。唐贞观九年五月，敕自今以后，明经兼习《周礼》若《仪礼》者，于本色内量减一选。开元八年七月，国子司业李无璀上言：“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及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等，并圣贤微旨，生人教业。今明经所习，务在出身，咸以《礼记》文少，人皆竞读；《周礼》，经邦之轨则；《仪礼》，庄敬之楷模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历代宗习。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，四经殆绝，事资训诱，不可因循，其学生请停，各量配作业，并贡人预试之日，习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并请帖十通五，许其入第，以此开劝。即望四海均习，《九经》该备。”从之。《唐书》：开元十六年十二月，杨为国子祭酒，奏言：“今之明经，习《左氏》者十无二三，又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及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殆将废绝，请量加优奖。”于是下制：“明经习《左氏》及通《周礼》等四经者，出身免任散官。”遂著于式。古人抱遗经、扶微学之心，如此其急，而今乃一切废之，盖必当时之士子苦四经之难习，而主议之臣徇其私意，遂举历代相传之经典弃之而不学也。自汉以来。岂不知经之为五，而义有并存，不容执一，故三家之学并列《春秋》。至于《三礼》，各自为书。今乃去经习传，尤为乖理。苟便己私，用之干禄，率天下而欺君负国，莫甚于此。经学日衰，人材日下，非职此之由乎？
《宋史》：“神宗用王安石之言，士各占治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一经，兼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”朱文公《乞修〈三礼〉札子》：“遭秦灭学，礼乐先坏，其颇存者，《三礼》而已。《周官》一书固为礼之纲领，至于仪法度数，则《仪礼》乃其本经；而《礼记》郊特性、冠义等篇，乃其义说耳。前此犹有《三礼通礼、学究诸科，礼虽不行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。熙宁以来，王安石变乱旧制，废罢《仪礼》，而独存《礼记》之科，弃经任传，遗本宗末，其失己甚。”是则《礼记》之废乃自安石始之，至于明代，此学遂绝。朱子又作《谢监岳文集序》曰：“谢绰中，建之政和人。先君子尉政和，行田间，闻读书声，入而视之，《仪礼》也。以时方专治王氏学，而独能尔，异之，即与俱归，勉其所未至，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。”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，今时则绝响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