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古文苑》注：“王延寿《桐柏庙碑》人名，谓掾属皆郡人，可考汉世用人之法。”今考之汉碑皆然，不独此庙。盖其时惟守、相命于朝廷，而自曹、掾以下，无非本郡之人，故能知一方之人情，而为之兴利除害。其辟用之者即出守、相，而不似后代之官，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。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，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，宠顿首谢曰：“臣任功曹王涣，以简贤选能；主簿镡显，拾遗补阙。臣奉宣诏书则已。”帝乃大陪。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，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蛭，并谣达京师，名标史传。而鲍宣为豫州牧，郭钦奏其举错烦苛，代二千石署吏。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，今以天子而代之，宜乎事烦而日不给。又其变也，铨注之法改为掣签，而吏治因之大坏矣。《京房传》：“房为魏郡太守，自请得除用他郡人。”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，房之此请乃是破格。杜氏《通典》言：“汉县有丞、尉及诸曹、掾，多以本郡人为之，三辅县则兼用他郡。乃隋氏革选，尽用他郡人。”
唐高宗时，魏玄同为吏部侍郎，上疏言：“臣闻傅说曰：”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、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理人。‘昔之邦国，今之州县。土有常君，人有定主。自求臣佐，各选英贤，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。秦并天下，罢侯置守。汉氏因之，有沿有革，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，其傅、相大官则汉为置之；州郡掾史、督邮、从事，悉任之于牧守。爰自魏、晋，始归吏部。递相祖袭，以迄于今。用刀笔以量才，按簿书而察行。法令之弊，其来已久。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，有不得已者，亦当运独见之明，定卓然之议。如今选司所行者，非上皇之令典，乃近代之权道，所宜迁革，实为至要。何以言之？夫丈尺之量，所及者盖短；钟庚之器，所积者宁多？况天下之大，士人之从，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？假使不如权衡，明如水镜，力有所极，照有所穷，铨综既多，紊失斯广。又以比居此任，时有非人，岂直愧彼清通，亦将竭其庸妄。情故既行，何所不至？脏私一启，以及万端。至乃为人择官，为身择利，顾亲疏而举笔，看势要而措情。加以厚貌深衷，险如壑；择言观行，犹惧不周。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，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，其亦难矣。天祚大圣，比屋可封。咸以为有道耻贱，得时无怠。诸色入流，岁以千计。群司列位，坎复增多。官有常员，人无定限，选集之始，雾积云屯；擢叙于终，十不收一。淄渑阿混，玉石难分，用舍去留，得失相半。抚即事之为弊，知及后之滋失。夏、殷以前，制度多阙。周监二代，焕乎可观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，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。故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，命之曰：“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，便辟侧媚，其惟吉士。’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。太仆正，中大夫耳，尚以僚属委之，则三公、九卿亦必然矣。《周礼》太宰、内史并掌爵禄废置，司徒、司马别掌兴贤诏事，当是分任于群司，而统之以数职，各自求其小者，而王命其大者焉。夫委任责成，君之体也。所委者当，则所用者精。裴子野有言曰：”官人之难，先王言之尚矣。居家视其孝友，乡党服其诚信，出入观其志义，居忧欢取其智谋。烦之以事，以观其能；临之以利，以察其廉。《周礼》始于学校，论之州里，告诸六事，而后贡之王庭。其在汉家尚犹然矣。州郡积其功能，然后为五府所辟；五府举其掾属，而升于朝；三公参得除署，尚书奏之天子。一人身所关者众，一士之进其谋也详，故官得其人，鲜有败事。魏、晋反是，所失宏多。‘子野所论，盖区区之宋朝耳。犹谓不胜其弊，而况于当今乎！臣窃见制书，每令三品、五品荐士，下至九品，亦令举人，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。而褒贬未明，莫慎所举。且惟贤知贤，圣人笃论；身且滥进，鉴岂知人？今欲务得实才，兼宜择其举主，流清以源洁，影端由表正。不详举主之行能，而责举人之庸滥，不可得已。《汉书》云：“张耳、陈余之宾客厮役，皆天下俊杰。’彼之蕞尔，犹能若基，尽得贤取士之术，而但顾望魏、晋之遗风，留意周、隋之敝事，臣窃惑之。伏愿稍回圣虑，特采刍言，略依周、汉之规，以分吏部之选。即望所用精详，鲜于差失。”疏奏不纳。玄宗时，张九龄为左拾遗，上言：“夫吏部尚书、侍郎，以贤而授者也。虽知人之难，岂不能拔十得五？今胶以格条，据资配职，无得贤之实。若刺史、县令，必得其人于管内。岁当选者，使考才行，可入流品，然后送台，又加择焉。以所用多寡为州县殿最，则州县慎所举，可官之才多；吏部因其成，无今日之繁矣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