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叶适言：“法令日繁，治具日密，禁防束缚至不可动，而人这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，故人材亦以不振。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，辄摇手而不敢为。夫以汉这能尽人材，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，而况于今日乎？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。”
使枚乘、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，则必不能发其文章；使管仲、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，则必不能运其权略。故法令者，败坏人材之具。以防奸宄，而得之者十三；以沮豪杰，而失之者常十七矣。
自万历以上，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，故其治犹为小康。万历以后，法令存则教化亡，于是机变日增，而材能日减。其君子工于绝而不能获敌之首，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。诚有如《墨子》所云：“使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倍畔，使断狱则不中，分财则不均。”《吕氏春秋》所云：“处官则荒乱，临财则贪得，列近则持谏，将众则罢怯。”又如刘ナ所云：“谋不足以剪除奸凶，而诈足以抑扬威福；勇不足以镇卫社稷，而暴足以侵害闾里”者，呜呼！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。
《实录》言：“宣德五年八月丙戌，上罢朝，御文华殿，学士杨溥等侍。上问：”庶官之选，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。‘溥对曰：“严荐举，精考课，何患不得？’；上曰：”近代有罪举主之法，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，不亦难乎“朕以为教养有道，人材自出。汉董仲舒言：素不养士，而欲求贤，犹不琢玉而求文采。此知本之论也。徒循三载考绩之文，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，虽尧舜，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。‘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