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》：“元初，司马光为相，奏曰：”为政得人则治，然人之才或长于此，而短于彼，虽皋、夔、稷、契各守一官，中人安可求故孔门以四科取士，汉室以数路得人。若指瑕掩善，则朝无可用之人；苟随器授则世无可弃之士。臣备位宰相，职当选官，而识短见狭。士有恬退滞淹，或孤寒遗逸，岂能周知？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，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，莫若使有位达官各举所知，然后克叶至公，野无遗贤矣。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：一曰行义纯固、可为师表科；二曰节操方正、可备献纳科，三曰智勇过人、可备将帅科，四曰公正聪明、可备监司科，五曰经术精通、可备讲读科，六曰学问该博、可备顾问科，七曰文章典丽、可备著述科，八曰善听狱讼、尽公得实科，九曰善治财赋，公私俱便科，十曰练习法令，能断请谳科。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，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，职自观文殿学士至待制，每岁须于十科内举三人，仍具状保任，中书置籍记之。异时有事须材，即执政案籍，视其所尝被举科格，随事试之，有劳又著之籍。内外官阙，取尝试有效者随科授职。所赐诰命仍备所举官姓名，其人任官无状坐以谬举之罪。所贵人人重慎，所举得才。“光又言：”朝廷执政惟八九人，若非交旧，无以知其行能，不惟涉循私之嫌，兼所取至狭，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？若采访毁誉，则情伪万端。与其听游谈之言，曷若使之结罪保举？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，其公正聪明可备监司。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，但有不如所举，谴责无所宽宥，则不敢妄举矣。“
明主劳于求贤，而逸于任人。《韩非子》云：“王登为中牟令，言中牟士中章胥已。襄主曰：”子见之，我将以为中大夫。‘其相室曰：“中大夫，晋重列也，今无功而受，君其耳而未之目邪？’襄主曰：”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。登之所取，又耳而目之，是耳目人终无已也。‘“此执要之论也。善乎！子夏之告樊迟也，曰：”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；举皋陶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；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“
《唐书》：崔甫为相，荐举惟其人，不自疑畏，推至公以行，日除十数人。未逾年，除吏几八百员，多称允当。帝尝谓曰：“人言卿拟官多亲旧，何邪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令臣进拟庶官，夫进拟者必悉其才行，若素不知闻，何由得其实？”帝以为然。以德宗之猜忌而犹能听之，愈乎近代之人主也。
正统三年十一月乙未，行在能政司左通政陈恭言：“古者择任庶官，悉由选部，是以职任专而事体顷者令朝臣各荐所知，恐开私谒之门，而长奔竞之风，乞令杜绝，一归铨部。”事下，行在吏部尚书郭等覆奏曰：“往时朝廷虑典铨者未尽知人，故敕廷臣各举所知，其法良矣。脱有徇私，邦宪昭然，谁肯同蹈？今恭听流言而尼良法，未见其当也。”乞令仍旧，从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