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宋以前，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，未尝用银。《汉书。食货志》言：秦并天下，币为二等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孝武始造白金三品，寻废不行。《旧唐书》：宪宗元和三年六月，诏曰：”天下有银之山，必有铜矿。铜者，可资于鼓铸；银者，无益于生人。其天下自五岭以北，见采银坑，并宜禁断。“然考之《通典》，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、荆郢、江湘、梁益用钱，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，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。而唐韩愈奏状亦言，五岭买卖一以银。元稹奏状言，自岭已南，以金银为货币。自巴已外，以盐帛为交易。黔巫溪峡用水银、朱砂、缯彩、巾帽以相市。《宋史。仁宗纪》：”景二年，诏诸路岁输缗钱。福建、二广易以银，江东以帛。“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。《金史。食货志》：”旧例银每铤五十两，其直百贯。民间或有截凿之者，其价亦随低昂。遂改铸银，名承安宝货，一两至十两分五等，每两折钱二贯，公私同见钱用。“又：”更造兴定宝泉，每贯当通宝五十。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，同银钞及余钞行之。行之未久，银价日贵，宝泉日贱，民但以银论价。至元光二年，宝泉几于不用。哀宗正大间，民间但以银市易。“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。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，而犹谓之钱粮。盖承宋代之名，当时上下皆用钱也。国初所收天下田赋，未尝用银，惟坑冶之课有银。《实录》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，而洪武二十四年，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；至宣德五年，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。岁办视此为率，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。至正统三年，以采办扰民，始罢银课，封闭坑穴，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。九年闰七月戊寅朔，复开福建、浙江银场，乃仓米折输变卖，无不以银。后遂以为常货，盖市舶之来多矣。
《太祖实录》：“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，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，违者治其罪。有告发者，就以其物给之。”其立法若是之严也。“九年四月己丑，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。”“十九年三月己巳，诏岁解税课钱钞，有道里险远难致者，许易金银以进。”“五月己未，诏户部，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，通会其数，除存留外，悉折收金银布绢钞，定输京师。”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。
“正统元年八月庚辰，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。先是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：”行在各卫官员俸粮，在南京者，差官支给，本为便利。但差来者，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，贵买贱酬，十不及一，朝廷虚费廪禄，各官不得实惠。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，于浙江、江西、湖广、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，各随土产折收布绢、白金，赴京充俸。‘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：“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，不通舟楫者，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，上纳南京。设遇米贵，其费不赀。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，往返劳费，不得实用。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，类销成锭，运赴京师，以准官员俸禄。’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。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，上曰：”祖宗尝行之否？‘尚书胡氵荧等对曰：“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，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，黄金一两折二十石，白金一两折四石，绢一匹折一石二斗，布一匹折一石，各随所产，民以为便。后又行于浙江，民亦便之。’上遂从所请，远近称便。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。”
二年二月甲戌，命两广、福建当输南京税粮，悉纳白金，有愿纳布绢者听。于是巡抚南直隶、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：官仓储积有余。其年十月壬午，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，往苏、常、松三府，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，卖银准折官军俸粮。三年四月甲寅，命粜广西、云南、四川、浙江陈积仓粮。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，而庾免陈红之患，诚一时之便计也。
自折银之后，不二三年，频有水旱之灾，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“义民”，诏复其家。至景泰间，纳粟之例纷纷四出，相传至今，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。
《唐书》言：“天宝中，海内丰炽，州县粟帛举巨万。杨国忠判度支，因言：古者二十七年耕，余九年食。今天下太平，请在所出滞积，变轻赍，内富京师。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，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。”当日诸臣之议，有类于此，踵事而行，不免太过。相沿日久，内实外虚。至祟祯十三年，郡国大，仓无见粟，民思从乱，遂以亡国。
宣德中，以边储不给，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，其例不一。正统三年八月，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，改于本处纳银，解边易米。杂犯死罪者，纳银三十六两，三流二十四两，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，杖五等一百者六两，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。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。
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，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：“各处被灾，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，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，于各仓收贮。俟青黄不接之际，出粜于民。以所得银上纳京库，则官既不损，民亦得济。”从之。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，所以为一代能臣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