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甲之书曰：“王祖桐宫居忧。”此古人庐墓之始。他国，庶子无爵而居者，可以祭乎？‘孔子曰：“祭哉。’‘请问其祭如之何？’孔子曰：”向墓而为坛，以时祭。若宗子死，告于墓而後祭于家。‘“此古人祭墓之始。《记》言古不墓祭，宗于去在他国，事之变也；将祭而为坛，礼之权也。秦兴西戎，宗庙之礼无闻，而特起寝殿于墓侧。《宋书。礼志》：”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，承秦所为也。说者以为古前庙後寝，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寝也。庙以藏主，四时祭祀，寝有衣冠，象生之具以荐新。汉之西京已崇此礼，《叔孙通传》言：“为原庙渭北，衣冠月出游之。”《韦玄成传》言：“园中各有寝便殿，日祭于寝，月祭于庙，时祭于便殿。寝日四上食，庙岁二十五词，便殿岁四祠。”後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，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，如元会仪，而上陵之礼始兴。曰：“昔京师在长安时，其礼不可尽得闻也。光武即世始葬于此。明帝嗣位，逾年群臣朝正，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，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。每正月上丁，把郊庙毕，以次上陵，百官、四姓、亲家、妇女、公主、诸王、大夫、外国朝者、侍子、郡国计吏会陵。八月，饮酌礼亦如之。洛阳诸陵皆以晦朔、二十四气、伏腊及四时祠庙，日上饭，太官送用物，园令食监典省，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，具盥水，陈妆具。而十六年正月，明帝当谒原陵，夜梦先帝、太後如平生欢。既寤，悲不能寐。即案历，明旦日吉，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。其日甘露降于陵树，帝令百官采取以荐。会毕，帝从席前伏御床，视太後镜奁中物，感动悲涕，令易脂泽妆具，左右皆位，莫能仰视焉。此特士庶人之孝，而史传之以为盛节。故陵之崇，庙之杀也；礼之滨，敬之衰也。蔡邕以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，礼有烦而不可省者，殆曲为之说也，魏武帝葬高陵，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。至文帝黄初三年，乃诏曰：”先帝躬履节俭，遗诏省约，子以述父为孝，臣以继事为忠。古不墓祭，皆设于庙。高陵上殿，屋皆毁坏，车马还厩，衣服藏府，以从先帝俭德之志。“及文帝自作《终制》，又曰：”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。“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，并不得谒陵。犹为近古。梁武帝後，周明帝始，皆谒陵。唐太宗、玄宗亦并行之。开元二十年，敕寒食上墓宜编人五礼，永为恒式，而陵寝亦有衣冠嫔御之制。韩退之《丰陵行》曰：”臣闻神道尚：清静，三代旧制存诸书。墓藏庙祭不可乱，欲言非职知何如。“盖深非之也，若明代之制，无车马，无宫人，不起居，不进奉，亦庶几得礼之中者与？
古人于墓之礼，但有奔丧、去国二事。《记》曰：“奔丧者，不及殡，先之墓，北面坐哭尽哀。主人之待之也，即位于墓左，妇人墓右，成踊尽哀。”又曰：“若除丧而後归，则之墓哭，成踊。束括发，袒，拜宾成踊，送宾反位，又哭尽哀，遂除于家，不哭。”又曰：“奔兄弟之丧，先之墓而径之家，为位而哭。所知之丧则哭于宫，而後之墓。”又曰：“去国则哭于墓而後行，反其国不哭，展墓而入。”鲁昭公之孙于齐也，与臧孙如墓谋遂行。吴延州来、季子之于王僚也，复命哭墓。是则古人之至于墓，皆有哭泣哀伤之事。而祭者，吉礼也，无舍庙而之墓者也。
孟子言：“孔子没，子贡筑室于场，独居三年，然後归曲沃。”卫嵩曰：“古人为庙以依神，无庐墓之事。门人既不得奉其庙祀，而但庐于冢上，以尽其情，此亡于礼者之礼也。汉以来，乃有父母终而庐墓者，不知其置神主何地，其奉之墓次欤？是野祭之也；其空置之词堂欤？是视其体魄反过其神也。而悫者以此悸先王之礼，伪者以此博孝子之名，至于今而此风犹未已也。且孝如曾子，未尝庐墓；孔子封防既反，而弟子後至。古人岂有庐墓之事哉。”
《史记。孔子世家》：“鲁世世相传，以岁时奉祀孔子冢。而诸儒亦讲礼、乡饮、大射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一顷，故所居堂，弟子内，”後世因庙，藏孔子衣冠、琴、车、书。“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，岂有就冢而祭？至乡饮、大射尤不可于冢上行之。盖孔子教于诛泗之间，所葬之家在讲堂之後，孔子既殁，弟子即讲堂而祀之，且行饮射之礼。太史公不达，以为祭于冢也。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，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，苏武自匈奴还，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。有上家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，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，过齐，上书求上先人冢，因会宗族故人；班伯上书，愿过故郡上父祖冢，有诏大守、都尉以下会是也。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，董贤为侍中、驸马都尉，上冢有会，辄大官为供是也。有赠溢而赐之于墓者，阴兴夫人卒，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，追溢兴日翼侯是也。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，光武至湖阳，幸樊重墓；霍峻葬成都，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，因留宿墓上是也。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，曹昭《东征赋》：”速氏在城之东南兮，民亦飨其丘坟“是也。人情所趋，遂成习俗。其流之弊，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者矣，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，因居其中，行服二十徐年者矣。至乃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，皆除太子舍人，而礼教于斯大坏矣。
招魂之葬，于古未闻。《三辅黄图》言：“汉太上皇陵在栋阳北原，在东者太上皇，在西者昭灵後”，则疑其始于此矣。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，妃裴氏渡江，欲招魂葬越。元帝诏有司详议，博士傅纯曰：“圣人制礼，以事缘情。设冢椁以藏形，而事之以凶；立庙祧以安神，而奉之以吉”送形而往，迎精而还。此墓庙之大分，形神之异制也。至于宗庙、寝庙，仿祭非一处，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，明非神之所处也。今乱形神之别，错庙墓之宜，违礼失义，莫大于此。“于是下诏不许。
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，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。甲午，献于昭陵，总章元年十月，司空李勋破高丽，俘高藏、男建、男产等至京师，献于昭陵。许敬宗言：“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，未闻献馘于陵者。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，可行不疑。”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。
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，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，诏曰：“园陵之地，衣冠所游。凡厥有司，罔不祗事。顷者别致鹰狗，供奉山陵，至于料度，极多费损。昔戒禽荒，既非寻常所用；远惟龙驭，每以仁爱为心。彼耕象与耘鸟，且增哀慕；岂飞苍而走黄，更备畋猎；有乖仪式，无益崇严，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，并宜即停。”
天宝二年八月，制曰：“祀者，所以展诚敬之心；荐新者，所以申霜露之思。自流火届期，商风改律，载深追远，感物增怀。且《诗》著授衣，令存休烷。在于臣子，犹及恩私。恭事园陵，未标典式。自今以後，每至九月一日，荐衣于陵寝，贻范千载，庶展孝思。且仲夏端午，事无典实，传之浅俗，遂乃移风。况乎以孝道人，因亲设教，感游衣于汉纪，成献报于礼文。宣示庶僚，令知朕意。”今关中之俗，有所谓送寒衣者，其遗教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