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，自宋时已有之。《宋史》：“绍兴二十六年，监登闻鼓院范同言：”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，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，死则潘而捐弃之。国朝著令，贫无葬地者，许以官地安葬。河东地狭人众，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。韩琦镇并州，以官钱市田数顷，给民安葬，至今为美谈，然则承流宣化，使民不畔于礼法，正守臣之职也。事关风化，理宜禁止，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，使贫民得以收葬。‘从之。“”景定二年，黄震为吴县尉，乞免再起化人亭。状曰：“照对本司久例，有行香寺曰通济，在城外西南一里。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，合城愚民悉为所诱，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，馀骸不化，则又举而投之深渊。哀哉，斯人何辜，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？震久切痛心，以人微位下，欲言未发。乃五月六日夜，凤雷骤至，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。意者秽气彰闻，冤魂共诉，皇天震怒，为绝此根。越明日，据寺僧发觉，陈状，为之备申使府，盖亦幸此亭之坏耳。案吏何人，敢受寺僧之嘱，行下本司，勒令监造！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，人之焚其亲，不孝之大者也，此亭其可再也哉。谨案，古者小敛、大敛以至殡葬，皆僻踊，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，况可得而火之邪？举其尸而界之火，惨虐之极，无复人道，虽量尤作五虐之法，商纣为炮烙之刑，皆施之于生前，未至戮之于死後也。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，既葬，焚烟彻于上，或者天实灾之，然谓之殃，则凶可知也。楚子期欲焚麇之师，子西戒不可，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。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，焚之于平庄之上，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。田单守即墨之孤邑，积五年，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，故袭用其毒，误燕人掘齐墓，烧死人，齐人望之涕位，怒十倍，而齐破燕矣。然则焚其先人之尸，为子孙者所痛愤，而不自爱其身，故田单思之五年，出此诡计以误敌也。尉伦在粤，闻汉掘烧其先人冢，陆贾明其不然，与之要约，亦曰：”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。’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，非忍为之也。尹齐为淮扬都尉，所诛甚多，及死，仇家欲烧其尸，尸亡去归葬，说者谓其尸飞去。夫欲烧其尸，仇之深也；欲烧之而尸亡，是死而有灵，犹知烧之可畏也。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，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、王地徐及从婢三人，後昭信病，梦昭平等，乃掘其尸，皆烧为灰，去与昭信旋亦诛死。王莽作焚如之刑，烧陈良等，亦遂诛灭。
东海王越乱晋，石勒剖其棺，焚其尸，曰：“乱天下者，此人也，吾为天下报之！‘夫越之恶固宜至此，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。王敦叛逆，有司出其尸于瘗，焚其衣冠斩之，所焚犹衣冠耳。惟苏峻以反诛，焚其骨。杨元感反，隋亦掘其父素冢，焚其骸骨，惨虐之门既开，因以施之极恶之人，然非治世法也。隋为仁寿宫，役夫死道上，杨素焚之，上闻之，不悦。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，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。蒋元晖渎乱宫闱，朱全忠杀而焚之，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。然杀之者常刑，焚之者非法，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，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！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，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，则宋诛太子劭、逆党王鹦鹉、严道育，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，惨益甚矣！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，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。今之焚者戒火邪？人火邪？自焚邪？其子孙邪？佛者外国之法，今吾所处中国邪？外国邪？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。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，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。天幸废之，何可兴之？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，念死者之何罪，备榜通济寺，风雷已坏之，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。其于哀死慎终，实非小补。然自宋以来，此风日盛，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，而地窄人多，不能遍葬，相率焚烧，名日火葬，习以成俗。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，以待贫民之葬，除其租税。而更为之严禁，焚其亲者，以不孝罪之。庶乎礼教可兴，民俗可厚也。”呜呼！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，故于重也埋之，于杖也断而弃之，况敢焚及于尸柩乎？茶毗之教始于沙门，塞外之风被于华夏，辛有之适伊川，其亦预见之矣。为国以礼，後王其念之哉！
宋以礼教立国，而不能革火葬之俗，于其亡也，乃有杨琏真伽之事。
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，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