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日科场之病，莫甚乎拟题。且以经文言之，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，而本经之中，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。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，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，计篇酬价，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。入场命题，十符八九，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，较之风檐结构，难易遇殊，《四书》亦然。发榜之後，此曹便为贵人，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，天下之士靡然从风，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，予闻昔年《五经》之中，惟《春秋》止记题目，然亦须兼读四传。又闻嘉靖以前，学臣命《礼记》题，有出《丧服》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，百年以来，《丧服》等篇皆删去不读，今则并《檀弓》不读矣。《书》则删去《五子之歌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、《西伯勘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金胺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浩》、《文侯之命》等篇不读，《诗》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，《易》则删去《讼》、《否》、《剥》、《豚》、《明夷》、《睽》、《蹇》、《困》、《旅》等卦不读，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，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。读论惟取一篇，披庄不过盈尺。因陋就寡，赴速邀时。成者，以一年毕之。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，以一月毕之。成于剿袭，得于假倩，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，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，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，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，们四百六十余人也，请更其法，凡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之文皆问疑义，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《五经》、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，如《易》之郑、王，《诗》之毛、郑，《春秋》之三传，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皆依此发问，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：“通贯经文，条举众说，而断以己意。”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，使人不得意拟，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，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，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。又不然，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，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。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，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，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。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，兼问古今，人自不得不读《通鉴》矣。夫举业之文，昔人所鄙斥，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，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，何其愈下也哉！
读书不通《五经》者，必不能通一经，不当分经试士。且如唐宋之世，尚有以《老》、《庄》诸书命题，如《卮言日出赋》，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。今不过《五经》、益以《三礼》、《三传》，亦不过九经而已。此而不习，何名为上？《宋史》、“冯元，授江阴尉，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，元自荐通《五经》、谢泌笑曰：”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，于尚少，能尽通邪？‘对曰：“达者一以贯之。’更问疑义，辨析无滞。”
《石林燕语》“熙宁以前，以诗赋取士，学者无不先遍读《五经》。余见前辈虽无科名，人亦多能杂举《五经》盖自幼学时习之，故终老不忘，自改经术，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，他经纵读亦不能精，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《五经》，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。若今人问答之间，称其人所习为‘贵经’，自称为‘敝经’，尤可笑也。”
科场之法，欲其难不欲其易，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，则觊幸之人少。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，而士类可渐以清。抑士子之知其难也，而攻苦之日多，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，而士习可渐以正矣。
墨子言：“今若有一诸侯于此，为政其国家也，曰：”凡我国能射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‘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，不能射御之士惧。曰：“凡我国之忠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；不忠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’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我以为忠信之士喜，不忠信之士惧。”今若责士子以兼通《九经》，记《通鉴》历代之史，而曰：“若此者中，不若此者黜。”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，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。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，皆不学无文之人也，人主可以无听也。
今日欲革科举之弊，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，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，然後可以得人。晋元帝从孔但之议，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，古之人有行之者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