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人论科举，多以广额为盛，不知前代乃以减数为美谈，著之于史。《旧唐书。王丘传》“开元初，迁考功员外郎。先是，考功举人请托大行，取士颇滥，每年至数百人。丘一切核其实材，登科者仅满百人。议者以为自则天己後，凡数十年，无如丘者。”《严挺之传》“开元中，为考功员外郎，典举二年，人称平允。登科者顿减二分之一。”《陆贽传》“知贡举，一岁选士才十四五。此进士登第之数。数年之内，居台省清近者十余人。”此皆因减而精，昔人之所称善。今人为此，不但获刻薄之名，而又坐失门生百数十人，虽至愚者不为矣。《高错传》“为礼部侍郎，凡掌贡部三年，每岁登第者四十人。开成三年，敕曰：”进士每岁四十人，其数过多，则乖精选，官途填委，要窒其源，宜改每岁限放三十人。如不登其数，亦听。‘“文宗之识岂不优于宋大宗乎？
齐王融为武帝作《策秀才文》，曰：“今农战不修，文儒是竞。”宋自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进士诸科五百人，速令释褐，而二年进士至万二百六十人。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。于是一代风流无不趋于科第。叶适作《制科论》，谓士人猥多，无甚于今世。此虽足以弘文教之盛，而士习之偷亦自此始矣。鲁哀公用庄子之言，号于国中曰：“无其道而为其服者，其罪死。”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。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，公召而问以国事，千转万变而不穷。庄子曰：“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，可谓多乎？”《记》曰：“垂缕五寸，情游之士也。今将求儒者之人，而适得情游之士。”此其说在乎楚叶公之好画龙，而不好真龙也。永乐十年二月，会试天下举人。上谕考官杨士奇、金幼孜曰：“数科取士颇多，不免玉石杂进，今取毋过百人。”
正统五年十二月，始增会试中式额为百五十人，应天府乡试百人，他处皆量增之。
天顺七年，有监察御史朱贤上言，欲多收进士，以备任使。上恶其干誉，下锦衣衙狱，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驿驿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