贡举之士，以有司为座主，而自称门生。自中唐以後，遂有朋党之祸。会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中书覆奏：“奉宣旨，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，兼题名局席等条，疏进来者。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，求真正之士，所宜行崇风俗，义本君亲，然後升于朝庭，必为国器。岂可怀赏拔之私惠，忘教化之根源，自谓门生，遂为朋比？所以时风浸坏，臣节何施？树党背公，靡不由此。臣等议，今日以往，进士及第，任一度参见有司，向後不得聚集参谒，于有司宅置宴。其曲江大会朝官及题名局席，并望勒停。”奉敕宜依。後唐长兴元年六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时论以贡举官为恩门，及以登第为门生。门生者，门弟子也，颜、闵、游、夏等并受仲尼之训，即是师门。大朝所命，春官不会。教诲举子，是国家贡士，非宗伯门徒。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为恩门、师门，及自称门生。”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，诏及第举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及目为恩门、师门，并自称门生。刘克庄《跋陆放翁帖》云：“余大父著作为京教，考浙漕试；明年考省试。吕成公卷子皆出本房，家藏大父与成公往还真迹，大父则云‘上覆伯恭兄’，成公则云‘拜覆著作丈’，时犹未呼座主作先生也。”寻其言，盖宋末已有先生之称。而至于有明，则遂公然谓之座师，谓之门生，其朋党之祸亦不减于唐时矣。唐时风俗之敝，杨复恭至谓昭宗为门生天子。唐崔佑甫议，以为自汉徐孺子于故举主之丧，徒步千里而行一祭，厚则厚矣，其于传继非可也，历代莫之非也。汉书。樊传》言：“郡国举孝廉，率取年少能报恩者。”当时即有此说。近日张荆州九龄又刻石而美之。于是後来之受举为参佐者，报恩之分往往过当，或挠我王宪，舍其亲戚之罪负，举其不令子孙以窃名位，背公死党，兹或近之。时论从而与之，通人又不救，遂往而不返。夫参佐之于举主，犹蒙顾盼之恩，被话言之奖，陶熔成就，或资其力，昔人且有党比之讥。若科场取士，只凭所试之文，未识其名，何有师生之分？至于市权挠法，取贿酬恩，枝蔓纠连，根抵磐互，官方为之浊乱，士习为之颓靡，其与汉人笃交念故之谊抑何远哉！
《风俗通》记弘农太守吴匡，为司空王琼所举。班诏劝耕，道于渑池，闻琼薨，即发丧制服，上病，载辇车还府。论之曰：“剖符守境，劝民耕桑，肆省冤疑，和解仇怨，国之大事，所当勤恤。而猥顾私恩，做狠自遂。若宫车晏驾，何以过兹？”论者不察，而归之厚。司空袁周阳，举苟慈明有道；太尉邓伯条，举訾孟直方正。二公薨，皆制齐衰。若此类者非一，然苟皆通儒，于义足责。或举者名位斥落，子孙无继，多不亲至。然则隆情由乎显阀，薄报在乎衰门。此又私恩之一变，古今同慨者矣。
《後汉书》“周景为河内太守，好贤爱士。每至岁时，延请举吏人上後堂，与共宴会，如此数四乃遣之，赠送什物，无不克备，既而选其父兄子弟，事相优异。”先是，司徒韩演在河南，志在无私，举吏当行，一辞而已，恩亦不及其家。曰：“我举若可矣，岂可令偏积一门？”是二公者，在人情虽有厚薄之殊，而意趣则有公私之别矣。
《记》言：“赵文子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，生不交利，死不属其子焉。”呜呼！吾见今之举士者，交利而已，属子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