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晋书佛图澄传》：“澄为石虎所重。百姓因澄故，多奉佛，皆营造寺庙，相竞出家，真伪混淆，多生愆过。虎下书料简，其著作郎王度奏曰。‘佛方国之神，非诸华所应词奉，汉代初传其道，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，以奉其神，汉人皆不出家。魏承汉制，亦循前轨。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，寺烧香礼拜，以遵典礼。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，其犯者与淫祠同罪。其赵人为沙门者，还服百姓。’朝土多同度所奏。虎以澄故，下书曰：‘朕出自边戎，添居诸夏，至于飨祀，应从本俗。佛是戎神，所应兼奉，其夷赵百姓，有乐事佛者特听之。’”
《魏书世祖纪》：“太平真君五年正月戊申，诏曰。‘愚民无识，信惑妖邪，私养师巫，挟藏谶记、阴阳、图纬、方伎之书。又沙门之徒，假西戎虚诞，生致妖孽，非所以一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以下，至于庶人，有私养沙门、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，皆遣诣官曹，不得容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师巫、沙门身死，主人门诛，明相宣告，咸知咸闻。’”
七年三月，诏诸州坑沙门毁佛像。
《高宗纪》：“兴安元年十二月乙卯，初复佛法。”
《宋书蛮夷传》：“太祖元嘉中，汰沙门，罢道者数百人，世祖大明二年，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阁谋反，上因是下诏曰：‘佛法讹替，沙门混杂，未足扶济鸿教，而专成速薮。加好心频发，凶状屡闻，败乱风俗，人神交怨。可付所在，精加沙汰，後有违禁，严加诛坐。’于是设诸条禁，自非戒行禁苦，并使还俗。而诸寺尼出入宫掖，交关妃後，此制竟不能行。
《释老志》：“世祖即位，富于春秋，既而锐志武功，每以平定祸乱为先，虽归宗佛法，敬重沙门，而未存览经教，深求缘报之意。及得寇谦之道，帝以清净无为，有仙化之证，遂信行其术。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，帝每访以大事。浩奉谦之道，尤不信佛。与帝言，数加非毁，常谓虚诞，为世费害。帝以其辨博，颇信之。会盖吴反杏城，关中骚动，帝乃西伐，至于长安。先是，长安沙门种麦寺内，御驺牧马于麦中。帝入观马，沙门饮从官酒，从官人其便室，见大有弓矢矛盾，出以奏闻。帝怒曰。‘此非沙门所用，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！’命有司案诛一寺。阅其财产，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、富人所寄藏物，盖以万计。又为屈室，与贵室女私行淫乱。帝既忿沙门非法，浩时从行，因进其说。诏诛长安沙门，焚破佛像。敕留台下四方，令一依长安行事，又诏曰：‘彼沙门者，假西戎虚诞，妄生妖孽，非所以一齐政化，布淳德于天下也。自王公以下，有私养沙门者，皆送官曹，不得隐匿。限今年二月十五日，过期不出，沙门身死，容止者诛一门。’时恭宗为太子监国，素敬佛道，频上表，陈刑杀沙门之滥，又非图象之罪。今罢其道，杜诸寺门，世不修奉，土木丹青自然毁灭，如是再三，不许。乃下诏曰：‘昔後汉荒君，信惑邪伪，妄假睡梦，事胡妖鬼，以乱天常，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。夸诞大言，不本人情，叔季之世，暗君乱主，莫不眩焉。由是正教不行，礼义大坏，鬼道炽盛，视王者之法蔑如也。自此以来，代经乱祸，天罚亟行，生民死尽，五服之内鞠为邱墟，千里萧条，不见人迹，皆由于此。朕承天绪，属当穷运之敝，欲除伪定真，复羲农之治。其一切荡除胡神，灭其踪迹，庶无谢于风氏矣。自今以後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、铜人者，门诛。虽育胡神，问今胡人，共云无有。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、吕伯强之徒，接乞胡之诞言，用老庄之虚假，附而益之，皆非真实，至使王法废而不行，盖大好之魁也。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，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？有司宣告征镇诸军、刺史，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破击焚烧，沙门无少长，悉坑之。’是岁，太平真君七年三月也。恭宗言虽不用，然犹缓宣诏书，远近皆预闻知，得各为计。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，而土木宫塔，声教所及，莫不毕毁矣。高宗践极，下诏诸州县，各听建佛图一区。其好乐道法，欲为沙门，不问长幼，出于良家，性行素笃，无诸嫌秽，乡里所明者，听其出家。率大州五十人，小州四十人。天下承风，朝不及夕，往时所毁寺图仍还修矣。”
南齐武帝，诏公私不得出家为道，及起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并厌断之。
齐显祖以佛、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。集二家论难于前，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，有不从者杀四人，乃奉命，于是齐境皆无道士。
《周书》：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，初断佛、道二教，经象悉毁，罢沙门，道士，并令还民，并禁诸淫祀，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。
宣帝大象元年，初复佛象及天尊象。
二年五月己酉，帝崩。庚申，复行佛、道二教。旧沙门、道士诚积自守者，简命入道。
唐高祖武德九年，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、道士、女冠，其精勤练行者，迁居大寺观，给其衣食，毋令阙乏；庸猥粗秽者，悉令罢遣，勒还乡里。京师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诸州各留一所，馀皆罢之。
《旧唐书》：“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，以京师寺观不甚清静，诏曰：‘释迦阐教，清静为先，远离尘垢，断除贪欲，所以宏宣胜业，修植善根，开道愚迷，津梁品庶。是以敷演经教，检约学徒，调仟身心，舍诸染著，衣服饮食，咸资四辈。自觉王迁谢，象法流行，末代陵迟，渐以亏滥。乃有猥贱之侣，规自尊高；浮情之人，苟避谣役。妄为剃度，托号出家，嗜欲无厌，营求不息，出入闾里，周旋阛阓，驱策田产，聚积货物，耕织为生，估贩成业，事同编户，迹等齐人，进违戒律之文，退无礼义之训，至乃亲行劫掠，躬自穿窬，造作妖讹，交通豪猾，每罹宪网，自陷重刑，黩乱真如，倾毁妙法。譬兹稂秀，有秽嘉苗；类彼淤泥，混夫清水，又伽蓝之地，本曰静居；栖心之所，理尚幽寂，近代以来，多立寺舍，不求闲旷之境，惟趋喧杂之方，缮采崎岖，栋宇殊拓，错舛隐匿，诱纳奸邪，或有接延鄽邸，邻近屠酤，埃尘满室，膻腥盈道，徒长轻慢之心，有亏崇敬之义。且老氏垂化。本实冲虚，养志无为，遗情物外，全真守一，是谓玄门，驱驰世务，尤乖宗旨。朕膺期驭宇，兴隆教法，志思利益，情在护持。欲使玉石区分，薰获有辨，长存妙道，永固福田。正本澄源，宜从沙汰。诸僧尼、道士、女冠等，有精勤练行守戎律者，并令大寺观居住，给衣食，勿令乏短；其不能精进，戒行有阙，不堪供养者，并令罢遣，各还桑粹。听司明为条式，务依法教，违制之声，悉宜停断，京城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其徐天下诸州各留一所，馀悉罢之。’事竟不行。（按《旧史》之文不过如此，其下即接六月庚申，秦王以皇太子、齐王同谋害己、率兵诛之云云。《新史》乃云四月辛巳，废浮屠老子法。六月庚申，复浮屠老子法。何其谬欤！）
《通典》：武德九年二月，以沙门、道士亏违教法，京师留寺三所，观二所，选青年高行实之，徐皆罢废。至六月，制僧尼、道士、女冠还依旧。
《旧唐书彭偃传》：“大历末，为都官员外郎。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，以佛，道二教无益于时，请粗加澄汰，其东川寺观，请定为二等，上等留僧二十一人，上观留道士十四人，降杀以七，皆精选有道行者，忱悉令返初。兰若、道场无名者，皆废，德宗曰：‘叔明此奏，可为天下通制，不惟剑南一道。’下尚书集议，僵献议曰：‘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下因，循常守固者为下，故非有独见之明，不能行非常之事。今陛下以惟新之政，为万代法，若不革旧风，令归正道者，非也。当今道士有名无实，时俗鲜重，乱政犹轻，惟有僧尼颇为秽杂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，去圣日远，空门不行五浊，比丘但行粗法。爰自後汉至于陈、隋，僧之废灭，其亦数乎？或至坑杀殆无遗馀。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害如此之深耶？盖其乱人亦已甚矣。且佛之立教，清静无为，若以色见，即是邪法，开示悟人，惟有一门，所以三乘之人，比之外道。况今日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，纵其戒行高洁，在于王者已无用矣，况是苟避征徭，于杀盗淫秽无所不犯者乎？今叔明之心甚善，然臣恐其奸吏低欺，而去者未必非，留者不必是，无益于国，不能息好。既不变人心，亦不因人心，强制力持，难致远耳。臣闻天生烝人，必将有职，游行浮食，王制所禁，故有才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征，此古之常道也。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，岁计约三万有余，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可知。陛下日旰忧勤，将去人害，此而不救，奚其为政！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四疋；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二疋。其杂色役与百姓同。有才智者令人仕，请还俗为平人者听。但令就役输课，为僧何伤。臣窃料其所出，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，然则陛下之国富矣，苍生之害除矣。其年过五十者，请皆免之。夫子曰：‘五十而知天命。’列子曰：‘不斑白，不知道。’人年五十，欲嗜已衰，纵不出家，心己近道，况戒律检其性情哉。臣以为此令既行，僧道规避，还俗者固已大半，其年老精修者必尽为人师，则道、释二教益重明矣。’议者是之，上颇善其言。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，列圣奉之，不宜顿扰，宜去其太甚。其议不行。”
《新唐书李叔明传》：“叔明素恶道、佛之弊，上言曰：‘佛，空寂无为者也；道，清虚寡欲者也。今迷其内而饰其外，使农夫、工女堕业以避役，故农桑不劝，兵赋日屈，国用兵储为斁耗。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，观为二等：上寺留僧二十一名，上观道十四名，每等降杀以七，皆择有德行者，馀还为民。’德宗善之，以为不止本道，可为天下法，乃下尚书省杂议。于是都官员外郎彭偃曰：‘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不因为下。今道士有名无实，俗鲜归重，于乱政轻。僧尼帑秽，皆天下不逞，苟避征役，于乱人甚。今叔明之请虽善，然未能变人心，亦非因人心者。夫天生杰民，必将有职，游闲浮食，王制所禁，故贤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税，古常道也。今僧、道士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一僧衣食，岁无虑三万，五夫所不能致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不赀。臣谓道士年未满五十者，可令岁输绢四，尼及女冠输绢二，杂役与民同之，过五十者免。凡人年五十，嗜欲已衰，况有戒法以检其情性哉。刑部员外郎裴泊言曰：‘衣者，蚕桑也。食者，耕农也。男女者，继祖之重也。而二教悉禁，国家著令，又从而助之，是以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。传曰：女子十四有为人母之道，四十九绝生育之理；男子十六有为人父之道，六十四绝阳化之理。臣请僧、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，尼、女冠四十九以上，许终身在道，馀悉还为编人。官为计口授地，收废寺观以为庐舍。’议虽上，罢之。”
《旧唐书李德裕传》：“元和以来，累敕天下州府，不得私度僧尼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，聚货无厌。以敬宗诞月，请于泗州置僧坛，度人资福，以邀厚利，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。德裕奏论曰：‘王智兴于所属泗州置僧尼戒坛，自去冬于江淮以南，所在悬旁招置。江淮自元和二年後，不敢私度。自闻泗州有坛，户有三丁，必令一丁落发，意在规避王徭，影庇资产。自正月已来，落发者无算。臣今于蒜山渡点其过者，一日一百馀人，勘问惟十四人是旧日沙弥，馀是苏，常百姓，亦无本州文凭，寻已勒还本贯。访闻泗州置坛次第，凡僧徒到者，人纳二缗，给牒即回，无别法事。若不特行禁止，比到诞节，计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，此事非细，系于朝廷法度，状奏。’即日诏徐州罢之。”
《武宗纪》：“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，敕并省天下佛寺。中书门下条疏闻奏：‘据令式，诸上州因忌日官吏行香于寺，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，有列圣尊容，便令移于寺内；其下州寺并废。其上都、东都两街请留十寺，寺僧十人。’敕曰：‘上州合留寺，工作精妙者留之。如破落，亦宜废毁。其合行香日，官吏宜于道观。其上都、下都每街留寺两所，寺僧留三十人。上都左街留慈恩、荐福，右街留西明、庄严。’中书又奏：‘天下废寺，铜像、钟磐委盐铁使铸钱，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，金、银、输石等像销付度支。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，敕出後限一月纳官，如违，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。其土、木、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。’又奏：‘僧尼不合隶祠部，请隶鸿胪寺。其大秦穆护等祠，释教既已厘革，邪法不可独存。其人并勒还俗，递归本贯，充税户。如外国人，送还本处收管。’八月，制：“朕闻三代已前，未尝言佛。汉魏之後，象教浸兴，是由季时传此异俗，因缘染习，蔓衍滋多。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，诱惑人意而众益迷。洎乎九州山原、两京城阙，僧徒日广，佛寺日崇，劳人力于土木之工，夺人利于金宝之饰，遗君亲于师资之际，违配偶于戒律之间。坏法害人，无逾此道。且一夫不甲，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蚕，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，皆待耕而食，待织而衣。寺宇、招提，莫知纪极，皆云构藻饰，僭拟宫居，晋、宋、齐、梁，物力调擦，风俗浇诈，莫不由是而致也。况我高祖、太宗以武定祸乱，以文理华夏，执此二柄，是以经邦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！贞观、开元亦尝厘革，划除不尽，流衍转资。朕博览前言，旁求舆议，弊之可革，断在不疑。而中外诸臣协予至意，条疏至当，宜在必行。惩千古之蠹源，成百王之典法，济人利众，予何让焉。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，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收充两税户，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，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，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，隶僧尼，属主客，显明外国之教。勒大秦穆护妖二千余人还俗，不杂中华之风。於戏！前古未行，似将有待；及今尽去，岂谓无时。驱浮游不业之徒己逾十万，废丹臒无用之室何啻亿千！自此清静训人，慕无为之理；简易齐政，成一俗之功。将使六合黔黎，同归皇化。尚以革弊之始，日用不知，下制明廷，宜体予意。’”
《通鉴武宗会昌五年》：“上恶僧尼耗蠹天下，欲去之。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，乃先毁山野招提、兰若，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二寺，每寺留僧三十人。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、华、商、汝州各留一寺，分为三等：上等留僧二十人，中等留十人，下等留五人。”“八月王午，诏陈释教之弊，宣告中外。几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，大秦穆护妖僧二千余人，毁招提、兰若四万余区，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，所留僧皆隶主客，不隶祠部。百官上表称贺，寻又诏东都只留僧二十人，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，留十人者减三人，留五人者更不留。五台僧多亡奔幽州。李德裕召进奏官谓曰：‘汝趣白本使，五台僧为将必不如幽州将，为卒必不如幽州卒，何为虚取容纳之名，染于人口？独不见近日刘从谏招聚无算闲人，竟有何益？’张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关，曰：‘有游僧入境则斩之。’”
六年五月乙巳，上京街先听留两寺，外更各增置八寺，僧尼依前隶功德使，不隶主客。
《旧唐书》：“宣宗大中元年闰三月，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字。虽云异方之教，无损致理之源，中国之人久行其道，厘革过当，事体未宏，其灵山胜境，天下州县，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，有宿旧名僧，复能修创，一仕住持所司，不得禁止。”
《通鉴》：“是时君相务反会昌之政，故僧尼之弊皆复其旧。”五年夏六月，进士孙樵上言：“百姓男耕女织，不自温饱，而群僧安坐华屋，美衣精撰，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。武宗愤其然，髪十七万僧，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修复废寺，天下斧刀之声至今不绝，度僧几复其旧矣。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，奈何兴之于已废乎！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，谏官上言，速为罢役。今所复之寺，岂若东门之急耶？所役之工，岂值东门之劳耶？愿早降明诏，僧未复者勿复，未修者勿修，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。”秋七月，中书门下奏：“陛下乐奉释氏，群下莫不奔走，恐财力有所不逮，因之生事扰人，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搏节，所度僧亦为选择有行业者，若容凶粗之人，则更非敬道也。乡村佛舍，请罢兵日修。”从之。
冬十月乙卯，中书门下奏：“今边市已息，而州县诸寺尚未毕功，望且令成之，其大县远于州府者，听置一寺；其乡村毋得更置佛舍。”从之。
周世宗显德二年五月，敕天下寺院，非敕额者悉废之。禁私度僧尼，凡欲出家者，必俟祖父母、叔伯之命。惟两京、大名府、京兆府、青州听设戒坛。禁僧俗舍身、断手足、炼指、挂灯、带钳之类幻惑流俗者。令两京及诸州，每岁造僧帐，有死亡、归俗皆随时开落。是岁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，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，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，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。
宋建隆初，诏沸寺己废于显德中，不得复兴。开宝中，令僧尼百人许岁度一人。至道初，又令三百人岁度一人，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。先是，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，已度者万数，天子惊骇，遂下诏曰：“一夫耕，三人食，尚有受馁者，今一夫耕，十人食，天下安得不重困，水旱安得无转死之民！东南之俗，游情不职者跨村连邑，去而为僧，朕甚疾焉，故立此制。”、天禧二年三月，诏不许创修寺观院宫，州县常行觉察，如造一间以上，许人陈告，所犯者依法科罪；州县不切觉察，亦行朝典。公主、戚里、节度至刺史已上，不得奏请创造寺观，开置戒坛。如违，御史弹奏。”是岁，又诏诸处，不系名额寺院，多聚奸盗，骚扰村乡，况有条贯，不许存留，并令毁拆其舍宇，三十间以上并留存。
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，诏谕真人折志诚等焚毁《道藏》伪妄经文及板。
十月己酉，张易等言：“参校道书，惟《道德经》系老子亲著，棕皆後人伪撰，宜悉毁。”从之。
三十年四月，敕江南毁诸道观、圣祖天尊祠。
成宗元贞元年正月，诏道家复行《金箓》，《科范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