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叶适言，法令日繁，治具日密，禁防束缚至不可动，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，故人材亦以不振。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，辄摇手而不敢为。夫以汉之能尽人材，陈汤犹扼腕于文墨吏，而况于今日乎？宜乎豪杰之士无以自奋而同归于庸懦也。
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，则必不能发其文章。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，则必不能运其权略。故法令者，败坏人材之具。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，以沮豪杰而失之者常十七矣。
自万历以上，法令繁而辅之以教化，故其治犹为小康。万历以后，法令存而教化亡，于是机变日增，而材能日减。其君子工于绝缨而不能获敌之首，其小人善于盗马而不肯救君之患。诚有如墨子所云，使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倍畔，使断狱则不中，分财则不均。吕氏春秋所云，处官则荒乱，临财则贪得，列近则持谏，将众则罢怯。又如刘蕡所云，谋不足以剪除奸凶，而诈足以抑扬威福。勇不足以镇卫社稷，而暴足以侵害闾里者，呜呼，吾有以见徒法之无用矣。
实录言，宣德五年八月丙戌，上罢朝，御文华殿，学士杨溥等侍。上问，庶宫之选，何术而可以尽得其人？溥对曰，严荐举，精考课，何患不得？上曰，近代有罪举主之法，夫以一言之荐而欲保其终身，不亦难乎？朕以为教养有道，人材自出。汉董仲舒言，素不养士，而欲求贤，犹不琢玉而求文采。此知本之论也。徒循三载考绩之文，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，虽尧舜亦不能以成允厘之治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