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制币，以权百货之轻重。钱者，币之一也。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，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。食货志言，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。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凡轻重敛散之以时，则准平。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臧，臧镪千万。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臧，臧镪百万。【原注】孟康曰，镪，钱贯也。
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，以粟帛轻贱，工商失业，良由圜法久废，上币稍寡。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，籴米谷丝绵之属，其和价以优黔首。【原注】南齐豫章王嶷镇荆州，以谷过贱，听民以米当口钱，优评斛一百。优评者，增价而取之。唐宪宗时，白居易策言，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，或积于内府，或滞于私家，若复日月征收，岁时输纳，臣恐谷帛之价转贱，农桑之业益伤，十年以后，其弊必更甚于今日。而元和八年四月，敕以钱重货轻，出内库钱五十万贯，令两市收买布帛，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。十二年正月，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，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，依市价交易。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。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，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，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，而无以继上之求，然后民穷而盗起矣。单穆公有言，绝民用以实王府，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。自古以来，有民穷财尽，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？此无他，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，而以为一家之物也。诗曰，不吊昊天，不宜空我师。有子曰，百姓不足，君熟与足？古人其知之矣。【胡氏曰】周之泉府，汉之平凖，宋之均输市易，截然三法也，计臣附会而一之，遂为天下害。泉府者，物之不售，以官敛之，然后民无滞货，非以贱故买之也。物不时得，有以资之，然后民无乏用，非以贵故卖之也。敛之使无滞，资之使无匮，皆非牟利也，皆以为民也。平准者，以京师官分主郡国物，郡国亦各有官输其物京师。郡国之官伺其贱，京师之官伺其贵，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，而物贾不至腾踊。虽与商贾争利，是其隐衷，而禁物腾踊，尚美其名。均输者，上供物也。市易者，民间用物也。皆以内府钱货笼于诸路，笼于京师，使民间一丝一粒一瓦一椽非官莫售，非官莫粥。又以抵当法贷之，而责以息。民所不堪，督以重法，不避睃下之名，不厌争利之壑矣。此三法同异之辨不可不知也。【姚刑部曰】世言司马子长因己被罪于汉，不能自赎，发愤而传货殖。余谓不然。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淡薄先海内，无校于物之盈绌，而以制度防礼俗之末流，乃令其民彷效淫侈，去廉耻而逐利资，贤士困于穷约，素封僭于君长。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，行至猥贱，而盐铁酒酤均输，以帝王之富亲细民之役为足羞也。故其言曰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又次教诲之，整齐之。夫以无欲为心，以礼教为术，人胡弗安？国奚不富？若乃怀贪欲以竞黔首，恨恨焉思所胜之，用刻剥聚敛，无益习俗之靡，使人徒自患其财，怀促促不终日之虑，户亡积贮，物力凋敝，大乱之故由此始也。故讥其贱以绳其贵，察其俗以见其政，观其靡以知其敝，此盖子长之志也。且夫人主之求利者，固曷极哉。方秦始皇统一区夏，鞭棰夷蛮，雄略震乎当世。及其伺睨牧长寡妇之资，奉匹夫匹妇，而如恐失其意。促訾啜汁之行，士且羞之，矧天子之贵乎？呜呼，敝于物者必逆于行，其可慨矣夫！
财聚于上．是谓国之不祥。不幸而有此，与其聚于人主，无宁聚于大臣。昔殷之中年，有乱政同位，具乃贝玉，总于货宝，贪浊之风亦已甚矣。有一盘庚出焉，遂变而成中兴之治。及纣之身，用乂雠敛，鹿台之钱、巨桥之粟聚于人主，【原注】史记殷本纪，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。而前徒倒戈，自燔之祸至矣。故尧之禅舜，犹曰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而周公之系易曰，涣，王居无咎。管子曰，与天下同利者，天下持之。擅天下之利者，天下谋之。呜呼！崇祯末年之事，可为永鉴也。已后之有天下者，其念之哉！【杨氏曰】崇祯之末，有云见银尚有数十库者，有云其说不者。【柴御史曰】理财者，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。承平日久，供亿浩繁，损上益下之念无日不廑于宸衷，而量入为出之规尚似未筹乎至计。礼曰，财用足，故百志成。若少有窘乏，则蠲征平赋恤灾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，迟之又久，则一切苟且之法随之以起，此非天下之小故也。大学之言理财，曰生、曰食、曰为、曰用。夫生与为、事属乎下者也，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，上不过董其纲纪而已。食与用，权操乎上者也，非通各直省为计，合三十年之通，俾宽然有余不可。顷见台臣请定会计疏，内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，出亦三千六百万，食不可谓寡矣。又直隶修水利。部臣至请捐道府大员，用不可谓舒矣。臣观往古承平之余，每以乏财为患。其时之议不过日汰冗兵，省冗员，行节俭。今行伍无虚籍，廪给无枝官，宫府无妄费，是节之无不至也。过此则刻核吝啬矣。唐宋之税粮有上供，有送使，有留州，催科有破分。即明万历以前，征追亦止以八九分为准。至张居正当国，乃以十分考成。今直省钱粮俸饷之外，存留至少。而且地丁有耗羡，关税有盈余，盐课有溢额，是取之亦无不至也，过此则为横征暴敛矣。然就今日计之，则所入仅供所出，就异日计之，则所入殆不足供所出。以皇上之仁明，国家之休暇，而不筹一开源节流之法，为万世无弊之方，是为失时。以臣等身荷厚恩，备官台省，而不能少竭涓埃，协赞远谟，是为负国。虽其事至重，断非弇昧之见所能周悉。然事无有要于此者，固不能默而息也。以臣之计，一曰开边外之屯田，以养闲散。一曰给数年之俸饷，散遣汉军。一曰改捐监之款项，以充公费。三者行而后，良法美意可得而举也。何也？臣闻宋太祖之有天下也，举中国之兵只十六万。至英宗治平年间，至百二十万，国力为之耗竭。神宗思革其弊，于是王安石行保马之法以汰兵，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财，而国事已去。明之宗枝不仕不农，仰给宗禄。至中叶以后，乃共篷而居，分饼而食，男四十不得娶，女三十不得嫁，何也？力不足以给之也。今满州、蒙古、汉军各有八旗，其丁口之蕃昌，视顺治之时，盖一衍为十。而生计之艰难，视康熙之时，已十不及五。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，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。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，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，此不可不筹通变者也。臣窃以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，皆宜设法安顿。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，多水泉肥美之地，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俱曾请开垦。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分道经理，果有可屯之处，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，起屋庐，置耕牛农具，分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，其家之次丁、余丁力能耕种者，令前往居住。其所耕之田即付为永业，分年扣完工本，此外更不升科。惟令其农隙操演，则数年之后，皆成劲卒，复可资满洲之生计。其逐年发往军台之人，养赡蒙古，徒资靡费，莫若令其分地捐资效力。此后有愿往者，令其陆续前往。此安顿满洲闲散之法也。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出旗之旨，以定例太拘，有力愿出者，为例所格。例许出者，多无力之人，恐出旗后无以为生，以故散遣寥寥。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，概许出旗。其家见任居官者，各给以三年之俸银。其无居官者，统给以六年之饷银。其家产许之随带，任其自便。盖彼在旗百年，势难徒手而去，若许带家产，又有并给三年、六年之俸饷，将此一项经营，亦可敌每年所给之饷。则贫富各不失所，而五年以后，国帑之节省无穷。即一时不能尽给，分作数年，以次散遣，帑藏亦不至大绌。其都统以下，章京以上等官，各按品级，陆续改补绿旗提镇将弁，此安顿汉军之法也。臣又按，耗羡归公者，天下之大利。其在今日，亦天下之大弊也。往者康熙年间，法制宽略，州县于地丁之外，私征火耗，其陋规匿税亦未尽剔厘，上司于此分肥，京官于此勒索，游客于此染指。分肥则与为蒙蔽，勒索则与为游扬，染指则与交通关说。致贪风未泯，帑庾多亏。自耗羡归公之后，一切弊窦悉涤而清之，是为大利。然向者本出私征，非同经费，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，上司亦不敢强。其贤且能者则能以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。故康熙年间之循吏多实绩可纪，而财用亦得流通。自归公之后，民间之输纳比于正供，而丝毫之出纳悉操内部。地丁之公费，除官吏养廉之外，既无余剩。官吏之养廉，除分给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资，事上接下之应酬，舆马蔬薪之繁费，此外无余剩。每地方有应行之事，应兴之役，捐己资既苦贫窭，请公帑实非容易。于是督抚止题调属员，便为整顿地方矣，不问其兴利除弊也。州县止料理案牍，便为才具兼优矣，不问农桑教养也。臣不敢泛引，请以近事之确凿有据者言之。足民莫大于垦荒，而广东一省，荒田至二万顷，无有过而问也。足民莫大于水利，而西北各省水道从无疏浚。陕西郑白二渠，昔人云溉田六万顷，今湮塞不及溉百余顷。湖广出米，接济东南，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，究无长策也。足民莫大于平粜，而贵粜则时价不得平，贱粜则采买无所出，纷纭议论，究无定局也。而他可知矣。此皆由于一丝一忽悉取公帑，有司每办一事，上畏户工二部之驳诘，下畏身家之赔累，但取其事之美观而无实济者，日奔走之以为勤。故曰，此天下之大弊也。夫生民之利有穷，故圣人之法必改。今耗羡归公之法势无可改，惟有为地方别立一公项，俾任事者无财用窘乏之患，而后可课以治效之成。臣请将常平仓储仍照旧例办理，其捐监一项留充各省之公用，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动用正项，其余若灾伤之有拯恤，孤贫之当养赡，河渠水利之当兴修，贫民开垦之当借给工本，坛庙祠宇桥梁公廨之当修治，采买仓谷之价值不敷，皆于此项动给，以本地之财供本地之用。如有大役大费，则督抚合全省之项而通融之。又有不足，则移邻省之项而协济之。其稽查之权属之司道，其核减之权操之督抚，内部不必重加切核。则经费充裕，节目疏阔，而地方之实政皆可举行。或疑复采买则谷贵，不知常平之行二千年矣，最为良法。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，赈贷告籴，杂然并举，故谷贵，非一常平之买补可致谷贵也。且捐监一项，或银粟兼收，或丰收本色，歉收折色，皆可以调剂常平之不逮也。或疑此项不归正供，有司必多侵蚀浮冒。不知巧黩之夫，虽正供亦能耗蠹。廉谨之士，虽暗昧不敢自欺。设官分职，付以人民，只可立法以惩贪，不可因噎而废食。唐人减刘晏之船料，而漕运不继。明人以周忱之耗米归为正项，致逋负百出，路多饿殍。大国不可以小道治，善理财者固不如此也。此捐监之宜充公费也。三法既行，则度支有定。他如关税盐课之溢额皆可量加裁减，以裕民力。经费有资，则如好善乐施之类皆可永行停止，以清仕路。民力裕则教化行，仕路清则风俗正。教化行而风俗正，皇上以敬勤之身，总其纲纪，巩固灵长之业，犹泰山而四维之也。臣日夜思维，以为当今之要务无急于此者。
唐自行两税法以后，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，一曰上供，二曰送使，三曰留州。【原注】旧唐书裴●传、新唐书食货志同。元稹状言，臣伏准前后制敕及每岁旨条，两税留州、留使钱外，加率一钱一物，州府长吏并同枉法计赃，仍令出使御史访察闻奏。及宋太祖干德三年，诏诸州支度经费外，凡金帛悉送阙下，无得占留。【原注】宋史食货志。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，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。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，实在此。【原注】宋史言，宋聚兵京师，外州无留财，天下支用悉出三司，故其费浸多。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，自汉以后，财已不在民矣，而犹在郡国，不至尽辇京师，是亦汉人之良法也。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。
自唐开成初，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，奏言，天下一家，何非君土？中外之财，皆陛下府库。而宋元佑中，苏辙为户部侍郎，则言，善为国者，藏之于民。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余，则转运司常足。【原注】犹今之布政司。转运司既足，则户部不困。自熙宁以来，言利之臣不知本末，欲求富国，而先困转运司。转运司既困，则上供不继。上供不继，而户部亦惫矣。两司既困，【杨氏曰】两司者，转运户部。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，而委为朽壤，无益于算也。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，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，弼上疏谏。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，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，亦谏而止之。以余所见，有明之事，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，盖起于末造，而非祖宗之制也。王士性广志绎言，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，余以戊子典试于川，询之藩司，库储八百万。【原注】银两之数。即成都、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，顺庆亦十万。盖川中无起运之粮，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。两浙赋甲天下，余丁亥北上，滕师少松为余言，癸酉督学浙中，藩司储八十万。后为方伯，止四十万。今为中丞，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。十年之间，积贮一空如此。及余己丑参政广西，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，询之，则云浙藩今已不及十万也。广西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，每岁以入为出耳。余甲午参政山东，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。庚辰入滇，滇藩亦不满十万，与浙同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。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，有事则取诸太仆寺。余乙未贰卿太仆时，亦止老库四百万，每岁马价不足用，则取之草料。盖十年间东倭西哱，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。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。至天启中，用操江范济世之奏，一切外储尽令解京，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。今录上谕全文于此，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。天启六年四月七日，上谕工部都察院，朕思殿工肇兴，所费宏巨，今虽不日告成，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。况辽东未复，兵饷浩繁，若不尽力钩稽，多方清察，则大工必至乏误，而边疆何日敉宁。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，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。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，凿凿可据。其所管应天、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，前已有旨尽行起解，到京之日，照数察收。似此急公徇上之诚，足为大小臣工模范。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，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，军饷之难措哉。范济世所奏，奉旨已久，其银两何尚未解到？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，以济急用。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，既上不在官，又下不在民，岂可目击时艰，忍置之无用之地？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，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，又盐院康丕扬在任，一文未取，每年加派银一万，约有二十余万两，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，约有四十余万两。连前院除支销费过，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，刷卷察盘可据。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，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。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，寄收应天府。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。又操江寄贮扬州、镇江、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。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，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，彻底清察，就着南京守备内臣刘敬、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、刘文耀，会同该部院抚按官，着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，速行起解。有敢推避嫌怨，隐匿稽迟，怀私抗阻者，必罪有所归。如起解不完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。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，委法徇私，必须殚力急公，尽心搜括，庶大工、边务均有攸赖，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，昭朕裕国恤民德意。又闻南京内库，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。先帝谕中所云，将我祖宗库贮，传国奇珍异宝，盗窃几至一空者，不知其归之何所。自此搜括不已，至于加派。加派不已，至于捐助，以讫于亡。由此言之，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，成于魏忠贤，而外库之虚，民力之匮所由来矣。【原注】崇祯元年六月奉旨，范济世阿逢逆珰，妄报操银，贻害地方，着冠带闲住。以英明之主继之，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，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，中外之为一体者，非圣王莫之能也。传曰，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岂不信夫！【胡氏曰】唐以诸州之赋折而三之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送使留州皆给有司之费，天子不问者也。汉制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，自天子至封君汤沐邑，皆各有私奉养，不领于天子之经费，即其法也。唐之山川诸赋颇入天子矣，故以免庸之钱当古者汤沐之费，以畀有司，不如此不足窒贪墨而养其廉。亡何，德宗之时，李泌请留州之外，悉输京师。元友直勾检诸道，税外物悉入户部。其后裴泊又以送使之财悉为上供，上供颇益，而不加赋，当时以为善政。其实彼此易名，皆使上供益丰，州支益微，徒知财利之权宜管于上，不复分别佣力之钱义当于下也。且又有不加赋而民已病者。有司百务萧索，不得不抑配民间，细而斗斛折变微利亦归于官。大而飞苞驿篚，囊金椟帛，以输权门，行暮夜者尽取诸民。展转相须，不为限制，则展转相蒙，不复检察。一纸之令，使天下之官皆丧其节，天下之民日顷其赀。政之不善，孰过于此？此熙宁以后之覆辙也。立国之道所以贵重货财者，谓其好用之，则庭实旅百取足其中。以武用之，则坚甲利兵足以备不虞，金汤非粟不守也。人君躬自贬损，与天下共守节制，而不敢渝焉，所以使经费有余，民间不困征敛也。敛之既尽，有司所负必多，谴责不已，罢斥亦多，奸胥知守长数易而侵盗亦多，有司倦于检察，抑配平民益多，奸民恐抑配见及，故迟留正赋以伺苟免者亦又多矣。未知何术以处此也，必也上供之外，仍以庸钱与州，然后杜监司胁取之间，塞长吏抑配之窦，俾贤者足以养廉，贪者必于得罪，而后王道可行也。
开科取士，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，立限征粮，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。吾末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。然则如之何？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，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。
先生读隋书篇曰，古今称国计之富者，莫如隋。然考之史传，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。当周之时，酒有榷，盐池盐升有禁，入市有税。至开皇三午，而并罢之。夫酒榷、盐铁、市征，乃后人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，而隋一无所取，则所仰赋税而已。然开皇三年，调绢一匹者，减为二丈。役丁十二番者，减为三十日，则行苏威之言也。继而开皇九年，以江表初平，给复十日，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。十年，以宇内无事，益宽徭赋，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。十二年，诏河北河东，今年田租三分减一，兵减半，功调全免。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。然文帝受禅之初，即营新都徙居之，继而平陈，又继而讨江南、岭表之反侧者，则此十余年之间，营缮征伐未尝废也。史称帝于赏赐有功，并无所爱。平陈凯旋，因行庆赏，自门外夹道，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，以次颁给，所费三百余万段，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。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，且时有征役以糜财，而赏赐复不吝财，则宜用度之空匮也，而何以殷富如此？考之于史，则言帝躬履俭约，六宫服浣濯之衣，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，非燕享不过一肉。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，以毡袋进香，皆以为费用，大加谴责。呜呼，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，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，取于民有制，信利国之良规，而非迂阔之谈也。汉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俭富其国，汉文师黄老，隋文任法律，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。后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，苟善理财，虽以天下自奉可也。而其党遂倡为丰享豫大，惟王不会之说，饰六艺，文奸言，以误人国家，至其富国强兵之效，不逮隋远甚，岂不缪哉？【钱氏曰】本马贵与之说，载在文献通考。宁人手钞之意，欲采入日知录。潘次耕误讱为顾作，乃以读隋书为题收入集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