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初三场之制，虽有先后，而无重轻。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，略于考古。主司阅卷，复护初场所中之卷，而不深求其二三场。夫昔之所谓三场，非下帷十年，读书千卷，不能有此三场也。今则务于捷得，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，窃取他人之文记之，入场之日，抄誊一过，便可侥幸中式，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。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，学问由此而衰，心术由此而坏。宋嘉佑中，知谏院欧阳修上言，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，请宽其日限，而先试以策而考之。择其文辞鄙恶者，文意颠倒重杂者，不识题者，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，误引事迹者，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，杂犯旧格不考式者，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，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。以其留者次试以论，又如前法而考之，又可去其二三百。其留而试诗赋者，不过千人矣，于千人而选五百，少而易考，不至劳昏，考而精当，则尽善矣。纵使考之不精，亦当不至大滥，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。比及诗赋，皆是已经策论，粗有学问理识，不至乖诞之人，纵使诗赋不工，亦可以中选矣。【钱氏曰】乡会试虽分三场，实止一场。士子所诵习，主司所鉴别，不过四书文而已。四书文行之四百余年，场屋可出之题，士子早已预拟。每一榜出，钞录旧作，幸而得隽者，盖不少矣。今欲革其弊，易以诗赋论策，则识者必哗然阻之，以为圣贤之言不可不尊，士子所习难以骤改，其说必不行，其弊终难革也。窃谓宜以五经文为第一场，四书文为第二场。五经卷帙既富，题目难以预拟，均为八股之文，不得诿为末习，如此则研经者渐多，而剿袭雷同之弊庶几稍息乎？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。今之有天下者，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，不得已而以言取人，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。盖救今日之弊，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，而七等在所先去，则闇劣之徒无所侥幸，而至者渐少，科场亦自此而清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