典籍所载，乃天地万物之理，及圣贤君子言行，恶可不讲求？但要知古人远取诸物，则必近取诸身，理义人心所同，彼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者。必于吾心独知之地实致其力，必求仁，必求道，必求德，不使一毫不尽，则此心之理，建诸天地，考诸三王，徵诸庶民，质诸鬼神，百世以俟圣人，以验其悖与不悖、谬与不谬、疑与不疑、惑与不惑、可徵与不可徵，而益致其克己之功。必如孔子所谓：“予欲无言，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颜子所谓：“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为者亦若是。”孟子所谓：“舜为法于天下，可传于后世，我由未免为乡人，求其如舜而已矣。”如此自励，益坚其志，益精其心，读书有何害哉？但缘后世儒者，不知求之吾心，专于纸墨之间，求其陈迹，拘拘而依仿之，致失天理之当然，所以为读书之害也。
《大学》之道，“成己”、“成物”而已。“成己”者，“明德”、“亲民”之事也；“成物”者，“齐家”、“治国”、“平天下”之事也；“成己”所以“成物”，合内外而一之也。其用工之要，只在“致知在格物”一句。何哉？人心之本，独知而已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者，人心独知之秉彝也；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者，人身所具之五伦也；家、国、天下者，人身所必有而不能无也。凡此之理，始于知，发于意，出于心，成于身，故《诗》曰：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皆民也，所谓蒸民，乃天之所生也。物者事也，有君臣则有君臣之事；有父子则有父子之事；有夫妇则有夫妇之事；有长幼则有长幼之事；有朋友则有朋友之事；有其事必有其则，所谓“有物有则”也。则非外铄，皆在人心独知之中，所云“至善”者在是。但人生不能无习，人心不能无染，若不知慎独而致其知，而去其习染之私，则明德日蔽，蒸民不亲，“成己”、“成物”之道皆不获止于至善矣。夫所谓慎独以致其知者，己《中庸》所谓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”，《论语》所谓“克己”是也。只看所遇何事，如在于君臣，即于此求尽君臣之道；如在于父子，即于此求尽父子之道；如在于夫妇，即于此求尽夫妇之道；如在于长幼，即于此求尽长幼之道；如在于朋友，即在此求尽朋友之道。求尽其道于吾身，则吾身之物格；吾身之物既格，然后家、国、天下之物皆由之而格矣，故曰“致知在格物”。盖人人有知，皆含天性之灵而备万物之理，所谓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”是也。其理必尽人伦之道，而一毫不容差爽，所谓“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是也。故孔子读《诗》，特赞此为知道；孟子论性善，而特引此以明之，盖以此诗深合“致知在格物”之旨也。知用功只在于此，则知所先后而近道矣。故自此句以上，至于“欲明明德于天下”，皆有“先”字；故自此句以下，至于“国治而后天下平”，皆有“后”字。“先”者，先此皆无所致力也；“后”者，后此亦无所致力也，则知工夫只在此一句。又自“所谓诚其意者”，以至“没世不能忘”五节，皆明“致知在格物”一句工夫。其的实精密，始终本末，无一不具，以视紫阳《补传》，相去何如？于此不惟见古人学问之精，其文字之精亦非后世所能及。学者苟知天下之理只在独知之中，而尽其致知之功，则“成己”、“成物”之道毕矣。
尧令四岳“明扬侧陋”，四岳荐舜，则先举其事实及用工之要，以见其圣，曰：有鲧在下，曰虞舜，其父瞽瞍则顽，其继母则嚣，其弟象则傲，在常人必不能谐，必不能尽其道，舜则克谐以孝，可谓能尽其道矣。然所以能尽其道者何？曰“蒸蒸义，不格奸”，盖父顽、母嚣、象傲，皆其奸也；舜与之处，稍有不谐，舜即凡责于己，曰必我为子之道有不尽，必我为兄之道有不尽，以致如此，更无一毫责怨其父母与其弟，亦不以之为奸而欲正之，所谓“不格奸”也。如此，日有不善而日反诸己，则舜之道诚矣。诚则父视之只见其孝，母视之亦只见其孝，弟视之亦只见其友爱，如此，则必能感动其心，则必能信之，信之则必从之而变化，所谓“蒸蒸义”也。故曰“夔夔斋栗，瞽瞍亦允若”。若此所谓成己、成物之至也，乃夫子所谓“君子之道四，而某〖丘〗未能一焉”者也，实千古圣学之要，不明于世久矣。
四岳举舜，既言其能处顽父、嚣母、傲弟皆尽其道可谓圣矣；但是鳏夫，不知其处室家何如，故尧又欲试之，降以二女，则必以一为妻，以一为妾，二女同居，志不相得，最人之所难处，若能刑于二女，使之和乐而不失其道，则舜之过人远矣，所以授之以位而无疑。《中庸》言君子之道难尽，而指其尤难者，必以夫妇妻孥为言，而言为人伦之造端，而又言其“察乎天地”，盖明天地配合之有期，以明男女会聚之有时，以为君子修道之要。人若不知，而惟纵欲之无度，则室家之道，必有不宜，妻必妒其孥，孥必怨其妻而不乐，则父母之道，乖离不顺，以此教育其子，则其兄弟必有不翕，人伦之道，由此皆不尽矣。此乃夫子闺门衽席之教，其他弟子皆不获闻，惟子思于家庭之间闻之，故特著之《中庸》之中，恶可忽哉？
人之才，必知道而后大，故其用不亏；若不知道，纵使有才，施之人情，必有不宜，用之辄穷，但可谓小有才，而不足谓之才矣。
《易》曰：“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”者，是至诚之道如此。凡人未至至诚，其事犹可测；既造至诚，则其事不可测矣。盖人情之难翕合者，至此而皆翕合；人事之难济者，至此而皆济；皆出常情意料之外，故曰“未之或知”也，故君子修道，惟勉其诚而已。
紫阳分戒慎、恐惧为静存；分隐微、慎独为动察。静存之际，为而无所闻，目无所见，故曰“虽不见闻，亦不敢忽”；直至下节方云“迹虽未形，几则已动；人虽未知，而己独知之”，则分慎独、戒惧为二事矣。故又曰“自戒惧而约之，以至于至静之中，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，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；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”窃详斯言，是以人心独知之先别有虚静之体、无闻无见之时，致其静守之工，为天理之本，岂不谬哉！此说原于释氏下乘，故禅宗之诗有曰：“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”紫阳每诵之以训门人，故所著《太极图解》及《调息箴》，皆可见矣。且《调息箴》最为平生用功之得力者，以此分静存、动察，则并所谓独知者亦非本体之知、万物皆备于我之心，故不得不更于外物旧迹之间而求其格式形似者而依仿之，而别为穷理致知之说，其势然也。其门人黄勉斋所作《朱子行状》亦云：“终日考求检阅，倦则瞑目端坐，少顷则又考求检阅。”皆其实迹。此说又本于伊川所谓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”其所谓“敬”者，实非文王“缉熙敬止”之“敬”；其所谓“致知”者，亦非《大学》之所谓“致知”，故伊川于游杨侍立，瞑目端坐，而不知门外雪深三尺，盖伊川之学，亦由下乘而来，故其说与紫阳契合。紫阳平日之所尊信，亦惟伊川而已，故紫阳《大学补传》，只采伊川之言以附会之。至于今日，凡论圣学而失尧舜精一、孔门致知之旨者，或由下乘，或由上乘，皆自以为致虚，皆自以为无意、必、固、我，而不知皆堕于空虚，而不足以立天下之大本，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皆由此说误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