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刘、班而后，艺文著录，仅知甲乙部次，用备稽检而已。郑樵氏兴，始为辨章学术，考竟源流，於是特著《校雠》之略；虽其说不能尽当，要为略见大意，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。樵志以后，史家积习相沿，舛讹杂出；著录之书，校樵以前其失更甚；此则无人继起，为之申明家学之咎也。明焦竑撰《国史经籍志》，其书之得失，别具论次於后。特其《纠缪》一卷，讥正前代著录之误，虽其识力不逮郑樵，而整齐有法，去汰裁甚，要亦有可节取者焉。其纠《汉志》一十三条，似亦不为无见；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，不於离合异同之间，深求其故；而观其所议，乃是仅求甲乙部次，苟无违越而已。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，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。今即其所举，各为推论，以进於古人之法度焉。
──右十二之一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周书》入《尚书》为非，因改入於杂史类。其意虽欲尊经，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。按刘向云：“周时诰誓号令，孔子所论百篇之馀”，则《周书》即《尚书》也。刘氏《史通》述《尚书》家，则孔衍《汉魏尚书》，王卲《隋书》，皆次《尚书》之部。盖类有相仍，学有所本；六艺本非虚器，典籍各有源流；岂可尊麒麟而遂谓马牛不逮走部，尊凤凰而遂谓燕雀不隶飞部耶？
──右十二之二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尚书》类中《议奏》四十二篇入《尚书》为非，因改入於集部。按议奏之不当入集，已别具论，此不复论矣。考《议奏》之下，班固自注：“谓宣帝时石渠论也。韦昭谓石渠为阁名，於此论书。”是则此处之所谓议奏，乃是汉孝宣时，於石渠阁大集诸儒，讨论经旨同异，帝为称制临决之篇，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属也。以其奏御之篇，故名奏议；其实与疏解讲义之体相类。刘、班附之《尚书》，宜矣。焦竑不察，而妄附於后世之文集，何其不思之甚邪？（秦大臣奏事附於《春秋》，此为刘、班之遗法也。）
──右十二之三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司马法》入《礼》为非，因改入於兵家。此未见班固自注，本隶兵家，经班固改易者也。说已见前，不复置论。
──右十二之四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战国策》入《春秋》为非，因改入於纵横家。此论得失参半，说已见前，不复置论。
──右十二之五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五经杂议》入《孝经》为非，因改入於经解。其说良允。然《汉志》无经解门类，入於诸子儒家，亦其伦也。
──右十二之六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入《孝经》为非，因改入於小学。其说亦不可易。《汉志》於此一门，本无义理，殆后世流传错误也。盖《孝经》本与小学部次相连，或缮书者误合之耳。《五经杂议》与《尔雅》之属，皆缘经起义，类从互注，则益善矣。（经解、小学、儒家三类。）
──右十二之七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弟子职》入《孝经》为非，因归还於《管子》。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，其说已见於前，不复置论。惟是弟子之职，必非管子所撰；或古人流传成法，辑管子者，采入其书。前人著作，此类甚多。今以见於《管子》，而不复使其别见专门；则《小尔雅》亦已见於《孔丛子》，而焦氏不还《孔丛》，改归小学，又何说耶？然《弟子职》篇，刘、班本意，附於《孝经》与附於小学，不可知矣。要其别出义类，重复互注，则二类皆有可通。至於《六艺略》中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小学三门，不入六艺之本数；则标名六艺，而别种九类，乃是经传轻重之权衡也。
──右十二之八
裁篇别出之法，《汉志》仅存见於此篇，及《孔子三朝》篇之出《礼记》而已。充类而求，则欲明学术源委，而使会通於大道，舍是莫由焉。且如叙天文之书，当取《周官》保章，《尔雅释天》，邹衍言天，《淮南》天象诸篇，裁列天文部首，而后专门天文之书，以次列为类焉。则求天文者，无遗憾矣。叙时令之书，当取《大戴礼夏小正》篇，《小戴记月令》篇，《周书时训解》诸篇，裁列时令部首，而后专门时令之书，以次列为类焉。叙地理之书，当取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、《管子地圆》、《淮南地形》、诸史地志诸篇，裁列地理部首，而后专门地理之书，以次列为类焉。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，皆可无遗憾矣。《汉志》存其意，而未能充其量，然赖有此微意焉。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，必欲归之《管子》而后已焉，甚矣校雠之难也！
──右十二之九
或曰：裁篇别出之法行，则一书之内，取裁甚多，纷然割裂，恐其破碎支离而无当也。答曰：学贵专家，旨存统要。显著专篇，明标义类者，专门之要，学所必究，乃掇取於全书之中焉。章而釽之，句而釐之，牵率名义，纷然依附，则是类书纂辑之所为，而非著录源流之所贵也。且如韩非之《五蠹》、《说林》，董子之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，当时并以篇名见行於当世，今皆会萃於全书之中；则古人著书，或离或合，校雠编次，本无一定之规也。《月令》之於《吕氏春秋》，《三年问》、《乐记》、《经解》之於《荀子》，尤其显焉者也。然则裁篇别出之法，何为而不可以著录乎？
──右十二之十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晏子》入儒家为非，因改入於墨家。此用柳宗元之说，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归其书於墨家，非以晏子为墨者也。其说良是。部次群书，所以贵有知言之学，否则徇於其名，而不考其实矣。《檀弓》名篇，非檀弓所著，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，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？
──右十二之十一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二传入儒家为非，因改入於制诏。此说似矣。顾制诰与表章之类，当归故事而附次於《尚书》；焦氏以之归入集部，则全非也。
──右十二之十二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管子》入道家为非，因改入於法家。其说良允。又以《尉缭子》入杂家为非，因改入於兵家；则郑樵先有是说，竑更申之。按《汉志》、《尉缭》，本在兵形势家，书凡三十一篇，其杂家之《尉缭子》，书止二十九篇，班固又不著重复并省，疑本非一书也。
──右十二之十三
焦竑以《汉志》、《山海经》入形法家为非，因改入於地理。其言似矣。然《汉志》无地理专门，以故类例无所附耳。窃疑萧何收秦图籍，西京未亡，刘歆自可访之掌故，乃亦缺而不载，得非疏欤？且班固创《地理志》，其自注郡县之下，或云秦作某地某名，即秦图籍文也。西京奕世，及新莽之时，地名累有更易，见於志注，当日必有其书，而史逸之矣。至地理与形法家言，相为经纬，说已见前，不复置论。
──右十二之十四
焦竑以《汉志》阴阳、五行、蓍龟、杂占、形法凡五出为非，因总入於五行。不知五行本之《尚书》，而阴阳、蓍龟本之於《周易》也。凡术数之学，各有师承，龟卜蓍筮，长短不同；志并列之，已嫌其未析也。焦氏不达，概部之以五行，岂有当哉？
──右十二之十五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