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甲戌）
书来，见平日为学用功之概，深用喜慰！今之时，能稍有志圣贤之学，已不可多见；况又果能实用其力者，是岂易得哉！辱推拟过当，诚有所不敢居；然求善自辅，则鄙心实亦未尝不切切也。今乃又得吾天宇，其为喜幸可腾言哉！厚意之及，良不敢虚；然又自叹爱莫为助，聊就来谕商榷一二。
天宇自谓“有志而不能笃”，不知所谓志者果何如？其不能笃者又谁也？谓“圣贤之学能静，可以制动”，不知若何而能静？静与动有二心乎？谓“临政行事之际，把捉摸拟，强之使归于道，固亦卒有所未能，然造次颠沛必于是”者，不知如何其为功？谓“开卷有得，接贤人君子便自触发”，不知所触发者何物？又“赖二事而后触发”则二事之外所作何务？当是之时，所谓志者果何在也？凡此数语，非天宇实用其力不能有。然亦足以见讲学之未明，故尚有此耳。或思之有得，不厌寄示。
○二（甲戌）
承书惠，感感。中间问学之意，恳切有加于旧，足知进于斯道也。喜幸何如！但其间犹有未尽区区之意者。既承不鄙，何敢不竭！然望详察，庶于斯道有所发明耳。
来书云：“诚身以格物，乍读不能无疑，既而细询之希颜，始悉其说。”区区未尝有“诚身格物”之说，岂出于希颜邪？鄙意但谓君子之学以诚意为主，格物致知者，诚意之功也。犹饥者以求饱为事，饮食者，求饱之事也。希颜颇悉鄙意，不应有此。或恐一时言之未莹耳。幸更细讲之。
又云：“《大学》一书，古人为学次第。朱先生谓‘穷理之极而后意诚’，其与所谓‘居敬穷理’、非存心无以致知’者，固相为矛盾矣。盖居敬存心之说补于传文，而圣经所指，直谓其穷理而后心正。初学之士，执经而不考传，其流之弊，安得不至于支离邪！”《大学》次第，但言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。若“躬理之极而后意诚”，此则朱先生之说如此。其间亦自无大相矛盾。但于《大学》本旨，却恐未尽合耳。“非存心无以致知，此语不独于《大学》未尽，就于《中庸》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之旨，亦或有未尽。然此等处言之甚长，非面悉不可。后之学者，附会于《补传》而不深考于经旨，牵制于文羲而不体认于身心，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，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。
又云：“不由穷理而遽加诚身之功，恐诚非所诚，适足以为伪而已矣。”此言甚善。但不知诚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，幸体认之！
又言“譬之行道者，如大都为所归宿之地，犹所谓至善也。行道者不辞险阻，决意向前，犹存心也。如使斯人不识大都所在，泛焉欲往，其不南走越北走胡几希矣。”此譬大略皆是，但以不辞险阻艰难，决意向前，别为存心，未免牵合之苦，而不得其要耳。夫不辞险阻艰难，决意向前，此正是诚意之意。审如是，则其所以问道途，具资斧，戒舟车，皆有不容已者。不然，又安在其为决意向前，而亦安所前乎？夫不识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，则亦欲往而已，未尝真往也。惟其欲往而未尝真往，是以道途之不问，资斧之不具，舟车之不戒。若决意向前，则真往矣。真往者，能如是乎？此最工夫切要者，以天宇之高明笃实而反求之，自当不言而喻矣。
又云“格物之说，昔人以捍去外物为言矣。捍去外物则此心存矣。心存，则所以致知者，皆是为己。”如此说，却是“捍去外物”为一事，“致知”又为一事。“捍去外物”之说，亦未为甚害，然止捍御于其外，则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，非所谓“克己求仁，”之功矣。区区格物之说亦不如此。《大学》之所谓“诚意”即《中庸》之所谓“诚身”也。《大学》之所谓“格物致知”，即《中庸》之所谓“明善”也。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辩、笃行，皆所谓明善而为诚身之功也，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。格物致知之外，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乎？《书》之所谓“精一”，《语》之所谓“博文约礼”，《中庸》之所谓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，皆若此而已。是乃学问用功之要，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者也。
心之精微，口莫能述，亦岂笔端所能尽已！喜荣擢北上有期矣，倘能迂道江滨，谋一夕之话，庶几能有所发明。冗遽中不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