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甲申）
妻侄诸阳伯复请学，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说矣。他日，复请曰：“致知者，致吾心之良知也，是既闻教矣。然天下事物之理无穷，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尽乎？抑尚有所求于其外也乎？”复告之曰：“心之体，性也，性即理也。天下宁有心外之性？宁有性外之理乎？宁有理外之心乎？外心以求理，此告子‘义外’之说也。理也者，心之条理也。是理也，发之于亲则为孝，发之于君则为忠，发之于朋友则为信。千变万化，至不可穷竭，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。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，而以学问思辩为穷理者，析心与理而为二矣。若吾之说，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，而学问思辩亦所以养心，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，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。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，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，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朱子所谓如何而为‘温清之节’，如何而为‘奉养之宜’者，非致知之功乎？”曰：“是所谓知矣，而未可以为致知也。知其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则必实致其温清之功，而后吾之知始至；知其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则必实致其奉养之力，而后吾之知始至。如是乃可以为致知耳。若但空然知之为如何温清奉养，而遂谓之致知，则孰非致知者耶？《易》曰：‘知至，至之，知。’至者，知也；至之者，致知也。此孔门不易之教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