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曰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刑期于无刑。”此王道也。夫所谓王道者，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。天理者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是也。人欲者，不孝不弟，不睦不姻，不任不恤，造言乱民是也。存天理，则人欲自遏，天理必见。是故尧舜在位，比屋可封；周公辅政，比屋可封。是其验也。盖刑因恶而用，恶因无教养而生。苟养之有道，教之有方，则衣食足而礼养兴，民自无恶矣。刑将安施乎？
然养之之道，不外乎务本节用而已。古者田有定制，民有定业，均节不忒，而上下有经，故民志一而风俗淳。众皆归农，而冗食游民无所容于世。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，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。所谓一人耕之，十人从而食之，一人蚕之，百人从而衣之。欲民无饥寒，不可得也。饥寒切身，而欲民之不为非，亦不可得也。今欲民得其养，在去天下虚縻无益之费，而制用有经，重本抑末。使巧诈游民，各皆立本。如此则生者众而食之寡，为之疾而用之舒，而财用无不足矣。
其三代贡助彻之法、后世均田限田之议、可分世业之制，必俟人心和洽，方可斟酌行之。师其意而不泥其迹，行之有渐，则通变得宜，民皆安之而不见其扰矣。所谓人心和洽，又在教之有方，而教之之方，唐虞三代备矣。昔者尧舜在上，忧民之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也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是故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。一曰六德：智仁圣义中和；二曰六行：孝友睦姻任恤；三曰六艺：礼乐射御书数。先德行而后文艺，明伦之教也。又为比闾族党州乡之法以联属之，使之相亲相睦、相爱相劝以同归于善。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艺者，必见于人伦日用之间，而一乡之人无不信之者。及其乡举里选之时，比以告闾，闾以告族，族以告党，党以告州，州以告乡，而乡大夫则以所举者为是而不复考其德行才艺，悉以敬贤之礼遇之，不若后世之猜忌防闲也。乡大夫举于司徒，司徒荐于天子，天子拜而受之，登于天府，使司马论才而授任。是故在上者专以德行举士，在下者专以德行取士。父兄以德行教之，子弟以德行学之，师保以德行勉之，乡人以德行荣之。是上下皆趋于德行，躬行实践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间，不复营心于功名富贵之末，而功名富贵自在其中矣。故在上者专取天下之贤以为辅相，不欲遗天下之贤，是与天下之人为善也。在下者专举天下之贤以为己功，不敢蔽天下之贤，是劝天下之人为善也。精神命脉上下流通，日新月盛，以至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，而不至于人人君子、比屋可封，未之有也。
后世以来，非不知道德仁义为美，亦非不知道德仁义为教，而所以取士者，不专以道德仁义，而先于文艺之末。故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在上者以文艺取士，在下者以文艺举士，父兄以文艺教之，子弟以文艺学之，师保以文艺勉之，乡人以文艺荣之，而上下皆趋于文艺矣。故当时之士，自幼至老，浩瀚于辞章，汩没于记诵，无昼无夜，专以文艺为务。盖不如此，则不足以应朝廷之选而登天子之堂，以荣父母，以建功业，光祖宗而荫子孙矣。方其中式之时，虽田夫野叟，儿童走卒，皆知钦敬。故学校之外，虽王宫国都府郡之贤士大夫，一皆文艺之是贵，而莫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学矣。而况穷乡下邑，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在？所以饱食暖衣逸居，无教而近于禽兽，以至伤风败俗、轻生灭伦、贼君弃父，无所不至。而冒犯五刑，诛之不胜其诛，刑之无日而已。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，罔民者哉？呜呼！言至于此，可不痛心！
今欲变而通之，惟在重师儒之官，选天下道德仁义之士以为学校之师，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，废月书季考之繁，复饮射读法之制。取之之法，科贡之典，祖宗旧制，虽不可废，当于科贡之外，别设一科与科贡并行，如汉之贤良方正孝廉。我太祖人才之类，不拘成数，务得真才。其宾兴之典，当重于科贡。果有真才，而位列亦出进士之右，其科贡之中，苟文优而行劣者，必在所绌，行优而文虽劣者，亦在所取。精神意思，惟以德行为主，使天下之人，晓然知德行为重，六艺为轻。如此，则士皆争自刮磨砥砺以趋于道德仁义之域，而民行可兴矣。夫养之有道而民生遂，教之有方而民行兴，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变，则仁渐义摩，沦肤浃髓，道德可一，风俗可同，刑措不用，而三代之治可几矣。然非天子公卿讲学明理，躬行于上以倡率之，则徒法不能以自行，而卒亦不可致矣。苟不知从事于此而惟末流是务，则因陋就简，补弊救偏，虽不无一时欢虞之效，随世以就功名，终归于苟焉而已，非王道之大也。
○又曰：“为人君者，体天地好生之心，布先生仁民之政，依人心简易之理，因祖宗正大之规，象阴阳自然之势，以天下治天下，斯沛然矣。”（点校者注：此段原文如此。似他人对王艮此篇文章的评论，不知是否是王艮之论中本来就附有此评语否，待考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