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乎天地之间，具人之形体，均之为人也，品类差等，何其若是之相辽绝哉？今夫天下之俗，固不可以言古，然蒙被先王之泽，士之求尧舜孔子之道者日众，而儒宫学馆之间，有父兄之所教，有师友之所讲磨，而考其所向，则有常人之所耻者……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向，尝试相与共评斯语，毋徒为场屋课试之文。试言人之所向相去若是辽绝者何故。己之气质，己之趋向，当在何地？今日之用心，今日之致力者，其实何如？
齐欲称东帝，邹鲁之臣妾肯死而不肯从之；秦欲称西帝，鲁仲连肯死而不肯从之。夫以齐秦之强，力足以帝天下，而卒沮于匹夫之一辞。“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”，孟子之言，于是信矣。
西汉不崇礼义，好言时宜。叔孙通陆贾之徒，号称以儒见用，综其实，殆未有以殊于奇谋秘计之士也。
高祖宽大长者之称，见于起兵之日。惟恐沛公不为秦王，则长安之民所以爱戴之者，亦可谓深且素矣。继之以文景之仁爱，武宣之政令，所以维持之者，亦后世所鲜俪，元成哀平虽浸以微弱，亦非有暴鸷淫虐之行。然区区新莽，举汉鼎而移之，若振槁叶，天下慑然莫之敢争。
东都之兴，光武之度，不洪于高祖，明帝之察慧，有愧于文景多矣，章帝之仁柔，殆伯仲于元成之间，自是而降，无足讥矣。然绵祀埒于西汉，以曹操之强，其所自致者不后于高光，然终其身不敢去臣位。视天下有孔北海，如孺子之有严师，凛然于几席之间而不敢肆也。推其所自，则尊社卓茂以为太傅，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讲论经理，夜分乃寐，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。
二三子盍备论夫“固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”之道，……有能究唐虞三代之政，论两汉之得失，以及乎当世之务者，其悉书之毋隐。
有道之世，士传言，庶人谤于道，商旅议于市，皆朝廷之所乐闻而非所禁也。
夫子删诗定书，系周易，作春秋，传曾子则有孝经，子思所传则有中庸，门人所记则有论语，凡此因夫子所以诏教后世，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，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。
圣人备物制用，立成器以为天下利，是故网罟、耒耜、杵臼作，而民不艰于食；上栋下宇以待风雨，而民不病于居；服牛乘马，刳舟剡楫，而民得以济险；弦弧剡矢，重门击柝，而民得以御暴。凡圣人之所为，无非以利天下也。二典载尧舜之事，而命羲和授民时，禹平水土，稷降播种，为当时首政急务。梁惠王问“何以利吾国”，未有它过，而孟子何遽辟之峻，辨之力？……孟子曰：“我能为君约与国，战必克，今之所谓良臣，古之所谓民贼也。”辟土地，充府库，约与国，战必克，此其为国之利固亦不细，而孟子顾以为民贼，何也？岂儒者之道，将坐视土地之荒芜，府库之空竭，邻国之侵陵，而不为之计，而徒以仁义自解，如徐偃王宋襄公者为然耶？不然，则孟子之说亦不可以卤莽观，而世俗之蔽亦不可以不深究而明辨之也。世以儒者为无用，仁义为空言。不深究其实，则无用之讥，空言之诮，殆未可以苟逃也。愿与诸君论之。
观古人之书，泛然而不得其实，则如弗观而已矣。
逢蒙杀羿，孟子曰‘是亦羿有罪焉’。……自非圣人，安能每事尽善？人谁无过？如以其行之有过，事之不善，而遂绝之，则是天下皆无可教之人矣。
《中庸》称隐恶，而《尚书》载其受终巡狩之后，独汲汲于明刑，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窜之殛之，无乃与隐恶之意异耶？孔子自言“为政以德”，又曰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又曰“政者正也”。季康子问：“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”宜不尚刑也。而其为鲁司寇七日，必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，而后足以风动乎人，此又何也？
夫子曰：“德之流行，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”汤德足以及禽兽，而不行于葛伯，必举兵征之。又东征西征不已，必十一征而天下服。周世世修德，莫若文王，而不行于崇，必再驾而后降。至伐元共，伐密须，伐囗囗，伐昆夷，盖未始不以兵，何耶？七国用兵争强，攻城取地，而孟子乃游其间，言“深耕易耨，修其孝悌忠信”之事，曰“仁义而已”，曰“仁者无敌”……其说傥可信乎？愿究其说而悉言之。
夫子讲道洙泗，《论语》所载，问仁者不一，又曰“子罕言仁”，如陈文子令尹子文之所为，皆世所难得，而不许以仁；如子贡子路冉有之徒，皆不许以仁。岂仁之为道大，而非常人之所能遽及耶？审如是，则所谓罕言者，是圣人之教人常秘其大者，而姑以其小者语之也。
且以子路子贡冉有皆圣门之高弟，其所以自立者皆足以师表百世。令尹子文陈文子皆列国之贤大夫，非独当时所难得，人品如此，盖亦古今天下之所难得也。然而皆不足以与于仁，则今日之学者，宜皆绝意于仁，不当复有所拟议矣。……故愿与诸生论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