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阐扬帝王之烈者，必假于文以传。文者，所以赞述往古，传示来裔，着之不刊，垂之无极者也。盖帝王为可继之道，而未必其后世之能继；其所托以传者，典册纪载而已。典册纪载而不文，则不足以传。故曰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”。由此言之，则帝王所以衍万世无疆之休者，其创立在我，而其纂述而扬厉之者，在于后人。一代之文不具，则一代之道德经制，亦几乎冺矣。故古之帝王所恃以为不冺，而使其子孙世世有考焉者，托之于文也。
我国家列圣相承，代有作述，所以阐扬祖功宗德者，亦既备矣。如《一统志》、《会典》之作，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，以昭混一之盛、经纶之迹者，执事以下询末学，愚生槩乎未之知也。至于考制度，审宪章，博闻而强识之，又非所及也。夫金匮石室之藏，兰台秘阁之载，草野贱人无所得覩记。惟二书传诵于天下已久，愚生可以端拜而论乎？
荀卿子曰“欲观圣王之迹，于其灿然者矣”。所谓灿然者，岂非圣人之制作布之天下，迪之后世者也？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盛可考已。当时之所谓典章经制者，皆圣人之作，而又有圣人者以播扬之，故其言语文章，著于天下，大者事天飨帝，小者至于□互虫豸，靡不纤悉，王府则有，以咸正无缺，岂非其盛欤？汉以后，其德固已不逮于古，而当时文章之盛，犹彷佛于三代。故太史公八书之撰，班固诸志之述，犹足以备一家之言。至于唐之《六典》，宋之《会要》，元之经世大典，则其文章气势，愈趋于下。而说者谓三代之后，惟唐制为尽善，而六典建官之法，足以上追姬周，则其亦未可经訾者。而比于典谟，则有间矣。盖虞、夏、商、周，有帝王之制，而又有帝王之文。汉之文可矣，而制不备；唐、宋则文与制均之未至也。若今《一统志》、《会典》之作，欲以比隆于典谟，而岂可与汉、唐、宋例论哉？
然愚独恨当时儒臣奉命，不能深明圣意，究述作之至，以勒一代之巨典，而容有采缉补缀，疏略抵牾于其间。盖《一统志》出于睿皇帝之命，而大学士李贤等为之者也。《会典》出于敬皇帝之命，而大学士李东阳等为之者也。是二者若以为圣人之制，则何敢议？出于二臣之手，诚不能无疵者。盖祖宗之功烈过汉、唐，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，不宜猥琐于末议，牵制于文词。而贤等所载沿革、郡名、人物古迹，往往剽摘书传字句，诗人组绘之梧，不足以称王者之制。而职司事例，又多务简省，一代之因革，漫不可考。夫以祖宗之土宇，自古所未有；而祖宗之制述，亦自古所未有。而漫以若此，则二臣之过也。
今天子中兴，迈志宪古，已尝敕所司重修《会典》，则《一统志》亦将以次而及之矣。开局秉笔，固皆一代之长材茂学，必有所见，以广圣意者。愚犹以为彰往绪，扬休烈，以绍诸无穷，当属诸一代之宗工。而其体裁，宜依彷《禹贡》、《周官》之书，序山川必先其原委，于田土物贡，尤必著其详。而民风土俗，则略用汉《地理志》及后世图经之法。序官职必先其体统，于建废沿革，悉皆存其故。至于臣下论建，亦如历代书志、通考之类，兼存而并志之。又窃谓修书之臣，高帝之时多延天下有文学者，如梁寅、徐一夔之徒，皆以儒士在局。今拘于科目，一不可也。苏洵修礼书，必欲明实录以昭来世。今动有避讳，使人无从考实，二不可也。自古为书者，多出一手。今局务既开，议论纷沓，分门著撰，文体不一，三不可也。古之文章，必先体制；今之文章，驰骋浸淫极矣，而不要于古雅，体裁不明，义例不立，四不可也。明兴以来百七十年，岂无迁、固之徒，以勒成一代之典哉？愚生狂僭及此，惟执事宽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