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古圣人之学只是个不动心，学者只是个不动心，舍不动心之外，无学也。然不动心之道有二：有自得而不动者，有强制而不动者。差若毫厘，其谬乃至千里，此古今学术大界头处，不可以不辨也。告子曰：“性无善无不善”，告子认得性是心之生理，心是无善无不善的，终身行持只是保护此心使之不动，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四句，是告子不动心之底本。由前言之，是外境使不入；由后言之，是内境使不出。强制此心，使之不动。不出不入是后世禅定之学，亦是圣门别派。后儒以为冥然悍然，岂足以服告子之心？若孟子，乃是自得之学，不待强制而自能不动，曾子所传孔门家法也。
“志气之帅，气体之充，志至焉，气次焉”，“次”是左次之“次”，非相次之“次”。志之所至，气亦至焉，一也，故曰“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”，“无暴其气”正是持志功夫，本盛大流。“勿求于气”是将气来淤塞，不使畅达，故谓之暴。志与气原未尝二也。
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”，“以直”即坤六二“直方大”之旨。乾以理言，坤以气言，理是气之主宰，气是理之运用。坤所以顺承乾施，地所以顺承天施，妻所以顺承夫施。乾体刚而用柔，坤体柔而用刚，刚柔相易，体用一原、乾坤一道也。塞于天地之间只是复得他直方大体段，非有加也。
“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”，“义”是心之制，“道”是心之通，所谓理也。“配”如妻配夫之配。心之聪，发窍于耳而能听；心之明，发窍于目而能视。耳目聪明配乎心之聪明，非视听在聪明之用息。故曰：“无是，馁也。”理乘乎气，气承乎理，不可得而离也。
“是集义所生，非义袭而取之也”，“行有不慊于心”是申明集义所生也，“义外”是申明义袭而取也，正所谓毫厘之辨，王伯所由分也。后儒训集义谓事皆合义，正是说了义袭功夫，而集义之旨遂亡。若以一事偶合于义为义袭，告子一生合义，先孟子不动心，岂可以一事指之？告子之学分内分外，气脉不相贯通，入于断灭。若孟子之学，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合内外之道也。告子曰：“彼长而长之，非有长于我”，即所谓义袭也。孟子曰：“长者义乎？长之者义乎？”即所谓集义也。毫厘之辨，辨诸此而已。
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”。先师谓“必有事”只是集义，集义只是致良知。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，不必更说勿忘。无将迎意必之私则自无助之病，不必更说勿助。勿忘勿助只是集义调停火候之节度，若舍却必有事专在勿忘勿助之间求个正当处，先师煮空铛之喻可以自悟矣！
告子不得于言，而曰“我知言”，告子不得于气，而曰“我善养浩然之气”，知言养气虽是孟子所长，亦因告子之病故发此药以救之。告子之病在于义袭助长，所谓对病之药、有为之言。若知致良知之学，时时求慊于心，安有不得于心之病？心通于道，又安有不得于言之病？此孔氏之的传也。
孟子于诸子则曰“姑舍是”，于伊尹则曰“不同道”，及其自许，唯曰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”，毫厘辨决，昭若指掌。自今观之，所舍者何义？所不同者何道？所愿学者何事？可以不言而喻矣！先师曰：“心之良知是谓圣，同此谓之同德，异此谓之异端。”虚而适变，寂而通感，千圣之秘藏也。后世之学，殉典要、涉思为，终身溺于义袭而不自知，语及虚寂，反哄然指以为异，圣学何由而明乎？养气章后即以王伯继之，不为无意。以德行仁便是集义，假仁便是义袭。七篇之中多发此意：“由仁义行”，集义也；“行仁义”，义袭也；“哭死而哀者”，集义也，“为生者”，义袭也；狂狷可以进于中行，集义也；乡愿之自以为是，义袭也；过化存神而皋皋，集义也；欢虞，义袭也；自信本心，自信而是，天下非之而不顾，自信而非，得天下有所不为，集义也；不能自信，以外面毁誉为是非，义袭也。所争只在毫厘。董子曰：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，正谊明道即是集义，谋利计功即是义袭。自圣学不明，道义之风日微，功利之毒沦浃人之心髓，殆千百年于兹，苟不从一念入微处察识诚伪，求慊于心，求通于道，纵使拟议卜度，尽将古人行过好事辏贴身上行持，以为集义，正堕在义袭窠臼，名为宣畅光复，适足以增伯者之藩篱，而圣学之门墙不可复睹，亦可哀也已！所幸良知在人，千古一日，一念自反，即得本心，此是挽回世界大机括，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，将谁与望乎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