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靖乙酉秋，予偕绪山子赴会冲玄之会，出睦州，少府对崖周子示予以东廓先生之集，曰：“此第三续稿也。”且属之言。予惟先生之集传于人久矣，初稿刻于广德，次刻于维扬，今复刻于睦州，虽其前后所见不无深浅精粗之异，而修词命意，一惟师说之守，则先后反复，未尝少有所变也。
先师之说，以良知为宗。良知者，本性之灵，诚之原而物之则也，意者其几也，物者其日可见之行。触几而应，应而常寂，因物而感，感而常静。虚实相生，有无相形，不可以致诘。是义也，及门之士，孰不闻之？孰不能言之？然能实致其知、守而不变者，盖鲜其俦。以先生之才力誉望有足自命，使其更加一说以抗之，亦足以章教而鸣世，而先生之心，则有所不忍也。
夫学之不明，千百年于兹。世之学者，沿习于意见之偏，测度假借，非溺于虚妄则入于支离，中行既鲜，法守无稽。而先师首倡良知之说，以一人呶呶其间，浸幽浸明，仅仅以有今日，盖亦艰矣。所幸良知在人，不容自泯，苟非泥于意见，先横不然之心，未有闻之而不信者。吾人相与一意发明，宣畅而引长之，犹恐告者之渎而信者之未至，况忍更加一说，以滋其惑乎？
昔者孔子之门人，各以其所见为学，而后散之四方，莫相统一，故传之不能无弊。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，颜曾之外无闻焉。是虽同为诵法孔子，而意见之私，有以累之也。今日之弊，亦居然可见矣！先生服膺良知之训，缘闻而修，求入于悟。寡欲以为静，非为虚也；应物以为常，非为支也。教学相长，以教为学，不以所得为有余，而以习见为难舍、未能通微以复完本体为不足，其用心可谓勤矣。譬之克家之子，日勤干蛊，谨守家法，惟恐有所更改废坠，以陷于不孝。此正同门之所不能及，学之日跻于精深而未已也。
常语学者曰：“后世讲学，自习染之后言之，退然以圣人为不可及，而不察良知本体原与尧舜无异，是自画也，或失则馁。其或傲然自谓与尧舜同体，而不悟嗜欲污染之所因，是自欺也，或失则诬。皆非所谓善学也。”然则先生之所自信、与其所自立者，有可知矣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