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
或曰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则既闻命矣。《易》以道阴阳，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。曰：闻诸夫子之言矣。“夫《易》开物成务，自天下之道，”“知来藏往，吉凶与民同患，”其道盖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；象天法地，“是兴神物，以前民用，”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。《周官》太卜掌三《易》之法，夏曰《连山》，殷曰《归藏》，周曰《周易》，各有其象与数，各殊其变与占，不相袭也。然三《易》各有所本，《大传》所谓庖羲、神农与黄帝、尧、舜是也；《归藏》本庖羲，《连山》本神农，《周易》本黄帝。由所本而观之，不特三王不相袭，三皇、五帝亦不相沿矣。盖圣人首出御世，作新视听，神道设教，以弥纶乎礼、乐、刑、政之所不及者，一本天理之自然，非如后世托之诡异妖祥，谶纬术数，以愚天下也。
夫子曰：“我观夏道，杞不足征，吾得夏时焉；我观殷道，宋不足征，吾得坤乾焉。”夫夏时，夏正书也；坤乾，《易》类也。夫子憾夏、商之文献无所征矣，而坤乾乃与夏正之书同为观于夏、商之所得；则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，盖与治历明时，同为一代之法宪，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，离事物而特著一书，以谓明道也。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，天道也；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与刑、政、教、令，人事也。天与人参，王者治世之大权也。
韩宣子之聘鲁也，观书于太史氏，得见《易》象、《春秋》，以为周礼在鲁。
夫《春秋》乃周公之旧典，谓周礼之在鲁可也。《易》象亦称周礼，其为政教典章，切于民用而非一已空言，自垂昭代而非相沿旧制，则又明矣。夫子曰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顾氏炎武尝谓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，不名为《易》。太卜所谓三《易》，因《周易》而牵连得名。今观八卦起于伏羲，《连山》作于夏后，而夫子乃谓《易》兴于中古，作《易》之人独指文王，则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不名为“易”，又其征矣。
或曰：文王拘幽，未尝得位行道，岂得谓之作《易》以垂政典欤？曰：八卦为三《易》所同，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，商道之衰，文王与民同其忧患，故反覆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，非创制也。周武既定天下，遂名《周易》，而立一代之典教，非文王初意所计及也。夫子生不得位，不能创制立法，以前民用，因见《周易》之于道法，美善无可复加，惧其久而失传，故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诸传，以申其义蕴，所谓述而不作，非力有所不能，理势固有所不可也。
后儒拟《易》，则亦妄而不思之甚矣。彼其所谓理与数者，有以出《周易》之外邪？无以出之，而惟变其象数法式，以示与古不相袭焉；此王者宰制天下，作新耳目，殆如汉制所谓色黄数五，事与改正朔而易服色者为一例也。扬雄不知而作，则以九九八十一者，变其八八六十四矣。后代大儒，多称许之，则以其数通于治历，而蓍揲合其吉凶也。夫数乃古今所共，凡明于历学者，皆可推寻，岂必《太玄》而始合哉？蓍揲合其吉凶，则又阴阳自然之至理。诚之所至，探筹钻瓦，皆可以知吉凶，何必支离其文，艰深其字，然后可以知吉凶乎？《元包》妄托《归藏》，不足言也。司马《潜虚》，又以五五更其九九，不免贤者之多事矣。故六经不可拟也。先儒所论，仅调畏先圣而当知严惮耳。此指扬氏《法言》，王氏《中说》，诚为中其弊矣。若夫六经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。故以夫子之圣，犹且述而不作。如其不知妄作，不特有拟圣之嫌，抑且蹈于僭窃王章之罪也，可不慎欤！
【 译文】
六经都是史书。古人不写作著书，古人从来不离开具体的事物而空言道理，六经都是古君王的政治典章。有人说：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、《 年七》 、《 乐》 、《 春秋》 这五经，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是史书吧。《 易》 是用来通达阴阳之说的，希望听听它是政治典章而和史书是同一类这主张的依据。回答说：我从孔夫子的言论里听说的： “《 易》 揭示事理，成就事业，包括天下的道理。”“预知未来的事物，聚汇过去的知识，无论吉凶都与盯姓同忧虑。”可见它的道理包容了政治教化典章没有涉及的东西。它模仿高天，效法大地，“它发现神奇的事理，用来引导百姓使用”。可见它的教导在政治教化典章实行前就发出氏《 周礼》 说太卜主管三种《 易》 的占卜方法，夏代的名《 连山》 ，殷代的名《 归藏》 ，周代的名《 周易》 。这三种《 易》 各有它的象和数，各有不同的变化和占卜方法，不是互相沿袭。不过，三种《 易》 各有来源，《 周易大传》 所说的伏羲、神农和黄帝、尧、舜，就是它们的来源。《 归藏》 源出伏羲，《 连山》 源出神农，《 周易》 源出黄帝。根据它们的来源来观察，不仅三王不互相沿袭，三皇、五帝也不互相沿袭。大概各代的圣人开始统治天下时，移易风俗，依据神妙的道理设立教化，用来统摄礼制、乐教、刑法、政事没有涉及的范围，完全按照天的自然的法则，不像后代帝王依靠怪异的吉凶预兆、遣纬术数，用来欺骗天下百姓。
孔夫子说：“我想考察夏代的治道，而在夏代后人所建的祀国没有可以验证的，我得到的是夏代的时令书。我想考察殷代的治道，而在殷代后人所建的宋国没有可以验证的，得到的是殷代的阴阳书。”夏代的时令书，指的是《 夏小正》 一类。殷代的阴阳书，属于哀易》 类。孔夫子对夏代、商代的文献无从验证感到遗憾，而阴阳书竟与《 夏小正》 一类书同是考察夏代、商代治道时所得到的、那么，《 易》 一类书是用来使百姓生活富足和便利百姓应用的，与制定历法、说明时令的书同样是一个朝代的法度典章，而不是圣人凭着自己个人的思想，离开具体事物来特地写出一本书，说是阐明道理。《 易》 高挂图象设立教化，与制定历法颁行时令，都属于天道。《 礼》 、《 乐》 、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，与刑法、政事、教化、政令，都属于人事。天道和人事互相配合，是圣王治理国家的重大策略。韩宣子出使鲁国，在太史那里观看书籍，得以见到《 易》 的卦象、鲁《 春秋》 ，认为周代的礼制在鲁国得到保存。鲁《 春秋》 是周公时的典籍，由此说周代礼制在鲁国得到保存是可以的，而《 易》 的卦象也被称作周代礼制，那么，它是政治教化典章，适合于百姓应用而不是单独一～个人的空泛言论，本身流传于光明的本朝代而不是沿袭泪时的制作，就又是很清楚的了。孔夫子说：“《 易》 的产生，也许在中古时代吧？作《 易》 的人，也许有忧患吧？”顾炎武曾经说《 连山妙、《 归藏》 并不叫作《 易》 ，《 周礼分所说的太卜主管三《 易》 ，是因为和《 周易》 有联系而得到《 易》 的名称。现在我们看八卦在伏羲时产生，《 连山》 由夏王创作，而孔夫子却说《 易》 在中古时代出现，关于《 易》 的创作者只点明是周文王，那么，《 连山》 、《 归藏》 本来并不叫作《 易》 ，这又是一个证据了。
有人问：周文王被商封王关押，从来没有得到统治权来推行治道，怎么能说他创作《 易》 而流传下政治典章呢？回答是：八卦是三《 易》 所同样有的，文王独自依据八卦而加上解说词，当商代治道衰微的时候，文王和百姓共处忧患，所以一再谈论身处忧患之中的准则，而重点在消除过失，并不是想建立新制度。周武工平定天以后，就称它作《 周易》 ，于是建立为一代王朝的典章教规，这不是文王当初所能想到的。孔夫子在世没有权位，不能创新制度建立法规，用来引导百姓使用，因为觉得《 周易》 在道理、法则方面，既美又善，已经到达顶点，担忧它时间久远会失传，所以作了《 象》 、《 象》 、《 文言》 等解经的传文，用来说明公周易》 的义理奥秘，这就是孔子自己说的传述而不创作口并不是孔子没有能力创作，而是事理的趋势本来就有不可能之处。
后代的儒者模仿《 易》 ，那就非常荒谬而不认真思考了！他们说的“理”和“数”，有什么超出《 周易》 范围以外的呢？没有什么东西能超出，却只是改变象、数的法式，用来表示自己不沿袭古人；这本是帝王治理天下，为移易风俗而作的事，大约像汉代制度的奈尚黄色和五这数月、事和改变岁首、重定车马颜色是同类的。扬雄不知道这种情况而模拟《 易经》 作《 太玄》 ，就用九九八十一家来变换八八六十四卦。后代的大儒大多称赞《 太玄》 ，认为它使用的数与制定历法相通，占卜的方法与吉凶的结果相符。数是古人和今人共同使用的，凡是通晓历法的人都可以推算，难道一定只有《 太玄》 才’相符合吗？占卜与吉凶的结果相符，又是阴阳本身自然包含的规律。只要诚心到了，无论是抽签还是钻瓦片，都可以预知吉凶，义何必把语句弄得散乱无序，把文字弄得艰深难懂，这样做后才能预知吉凶吗？ 《元包》荒谬地依托《 归藏》 ，不值得一谈。司马光的《 潜虚》 又用五五二十五改变《 太玄》 的九九八十一，不免贤者的多事啊！因此六经是不能模仿的。先世儒者论说时只是说敬畏先圣应当知道尊敬和畏惧，这用来指扬雄的《 法言》 、王通的《 中说》 ，确实是说中了它们的害处。至于六经，都是上古君王掌握权力推行治道、治理天下的遗业的记载，并不依据空泛的言论。因此，凭孔夫子的大德大智，尚且只传述而不创作口如果不知道这点而荒谬地创作，不仅有比拟圣人的嫌疑，而且又犯了超越本分窃取帝王典章制度的罪过，这能不慎重吗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