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书》无定体，故易失其传；亦惟《书》无定体，故托之者众。周末文胜，官礼失其职守，而百家之学，多争托于三皇、五帝之书矣。艺植托于神农，兵法、医经托于黄帝，好事之徒，传为《三坟》之逸书而《五典》之别传矣。不知书固出于依托，旨亦不尽无所师承，官礼政举而人存，世氏师传之掌故耳。惟“三”、“五”之留遗，多存于《周官》之职守，则外史所掌之书，必其籍之别具，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。左氏之所谓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或其概而名之，或又别为一说，未可知也。必欲确指如何为三皇之坟，如何为五帝之典，则凿矣。
《逸周书》七十一篇，多官礼之别记与《春秋》之外篇，殆治《尚书》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。刘、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，则似逸篇，初与典、谟、训、诰，同为一书，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。毋论其书文气不类，醇驳互见，即如《职方》、《时训》诸解，明用经记之文，《太子晋解》，明取春秋时事，其为外篇别记，不待繁言而决矣。而其中实有典言宝训，识为先王誓、诰之遗者，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，而不可遽为删略之余也。夫子曰：“信而好古。”先王典诰，衰周犹有存者，而夫子删之，岂得为好古哉？
惟《书》无定体，故《春秋》官礼之别记外篇，皆得从而附合之，亦可明《书》教之流别矣。
《书》无定体，故附之者杂。后人妄拟《书》以定体，故守之也拘。古人无空言，安有记言之专书哉？汉儒误信《玉藻》记文，而以《尚书》为记言之专书焉。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，转取事文之合者，削其事而辑录其文，以为《尚书》之续焉，若孔氏《汉、魏尚书》、王氏《续书》之类皆是也。
无其实，而但貌古人之形似，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。况《尚书》本不止于记言，则孔衍、王通之所拟，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。刘知几尝患史策记事之中，忽间长篇文笔，欲取君上诏诰，臣工奏章，别为一类，编次纪传史中，略如书志之各为篇目，是刘亦知《尚书》折而入《春秋》矣。然事言必分为二，则有事言相贯、质与文宣之际，如别自为篇，则不便省览，如仍然合载，则为例不纯；是以刘氏虽有是说，后人讫莫之行也。至如论事章疏，本同口奏，辨难书牍，不异面论，次于纪传之中，事言无所分析，后史恪遵成法可也。乃若扬、马之辞赋，原非政言，严、徐之上书，亦同献颂，邹阳、枚乘之纵横，杜钦、谷永之附会，本无关于典要，马、班取表国华，削之则文采灭如，存之则纪传猥滥，斯亦无怪刘君之欲议更张也。
杜氏《通典》为卷二百，而《礼典》乃人门之一，已占百卷，盖其书本官礼之遗，宜其于礼事加详也。然叙典章制度，不异诸史之文，而礼文疑似，或事变参差，博士经生，折中详议，或取哉而径行，或中格而未用，人于正文，则繁复难胜，削而去之，则事理未备。杜氏并为采辑其文，附著礼门之后，凡二十余卷，可谓穷天地之际，而通古今之变者矣。史迁之书，盖于《秦纪》之后，存录秦史原文。惜其义例未广，后人亦不复踵行，斯并记言记事之穷，别有变通之法，后之君子所宜参取者也。
滥觞流为江河，事始简而终巨也。东京以还，文胜篇富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传，则汇次为《文苑》之篇。文人行业无多，但著官阶贯系，略如《文选》人名之注，试榜履历之书，本为丽藻篇名，转觉风华消索；则知一代文章之盛，史文不可得而尽也。萧统《文选》以还，为之者众，今之尤表表者，姚氏之《唐文粹》，吕氏之《宋文鉴》，苏氏之《元文类》，并欲包括全代，与史相辅，此则转有似乎言事分书，其实诸选乃是春华，正史其秋实尔。
四部既分，集林大畅。文人当诰，则内制外制之集，自为编矣。宰相论思，言官白简，卿曹各言职事，阃外料敌善谋，陆贽《奏议》之篇，苏轼进呈之策，又各著于集矣。萃合则有名臣经济、策府议林，连编累牍，可胜数乎！大抵前人著录，不外别集、总集二条，盖以一人文字观也。其实应隶史部，追源当系《尚书》；但训、诰乃《尚书》之一端，不得如汉人之直以记言之史目《尚书》耳。
名臣章奏，隶于《尚书》，以拟训诰，人所易知。撰辑章奏之人，宜知训诰之记言，必叙其事，以备所言之本末，故《尚书》无一空言，有言必措诸事也。后之辑章奏者，但取议论晓畅，情辞慨切，以为章奏之佳也，不备其事之始末，虽有佳章，将何所用？文人尚华之习见，不可语于经史也。班氏董、贾二传，则以《春秋》之学为《尚书》也，即《尚书》折入《春秋》之证也。其叙贾、董生平行事。无意求详，前后寂寥数言，不过为政事诸疏、天人三策备始末尔。噫！观史裁者，必知此意，而始可与言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学各有其至当，不似后世类钞征事，但知方圆求备而已也。
【 译文】
《 尚书》 没有固定的体制，因此容易失传；也正因为《 尚书》 没有固定的体制，所以假托的人众多。周末文辞胜过实质，王家礼制失去掌管的官员，诸子百家的学说大多争相假托三皇五帝的书籍。农艺假托神农，兵法、医书假托黄帝，喜欢多事的人传布《 三坟》 的逸书和《 五典》 的别传。人们不知道，这些书固然出于假托，意旨却不都是没有师承，王家礼制的政事实行而贤人在位，这是世袭官职相传的制度故实。因为《 三坟》 、《 五典》 所遗留的，大多保存在《 周礼》 的官吏掌管范围，那么，的三皇五帝的书籍，一定是《 三坟》 、《 周礼》 中外史掌管《 五典》 的另外存置，也像六典各自存有副本的制度。《 左传》 所说的《 三坟》 、《 五典》 ，也许是概括地定名，也许又是另外一种说法，不可能知道了。一定想要明确地指定什么是三皇的《 坟》 ，什么是五帝的《 典》 ，就牵强了。
《 逸周书》七十一篇大多是《 周礼》的别记和《 春秋》的外篇，也许是研究《 尚书》的人四处采取用来预备为经书的旁证材料而已。刘向、班固认为是孔子所论定的《 尚书》 百篇的剩余，这就好像《 逸周书》 中的篇章原来和《 尚书》 中典、漠、训、浩等篇同是一书，而孔子删除那些保留这些而已。不必说亥逸周书》 文风不相似，纯粹和驳杂同时存在，就像篇，明显使用《 周礼》 、《 礼记》 的文字春秋时期的事，《 逸周书》 是外篇别记，《 职方解》 、《 时训解》 等，《 太子晋解》 ，明显采取不用等待长篇大论就可以判定了。而其中确实有典范言论、帝王训令，可以识别出是仁古帝王誓浩等的遗留，也未必不是《 尚书》 百篇的佚文，不可以仓促地说是删除后的剩余。孔子说：“相信并且爱好古代文化。”上古帝王的典浩等，到周朝衰落的时候还有保存下来的，如果孔夫子删除它们，难道能说是爱好古代文化吗？正因为《 尚书》 没有固定的体制，所以《 春秋》 、《 周礼劳的别记外篇，都可以随着依附它，这也可以明了《 尚书》 教化的源流了。
《 尚书》 没有固定的体例，所以依附的人杂多。后世人荒谬地模仿《 尚书》 来确定体例，因此遵守它而受拘束。古人没有空泛的言论，哪里有专门记言语的书呢？汉代儒者错误地信从《 玉藻》 的记载，把《 尚书》 履，反转来拿过记事与记当作专门记言语的书。于是后人削足适言语相配合的作品，而辑录它的言语，王通《 续书》 用来作《 尚书》 的续书，删掉它的记事部分例如孔衍《 汉魏尚书》一类就是。没有那实质，却只是描摹古人的形式，追求外表相似，譬如画饼不能充饥。何况《 尚书》 本来不只是记言语，那么，孔衍、王通所模仿的，连与古人的外表相似都做不到。刘知怨曾经担心史书的记事当中忽然夹人长篇文章，打算取君主的诏浩、臣下的奏章，另外作一类，编排在纪传体史书中，大致像书、志那样各自成篇。这样，刘知攒也知道《 尚书》 转人《 春秋》 了。但是，事和言语一定要分成两类，就有事和言语互相贯穿、实质和文辞互相疏通的时候，如果另外各自成篇，就不便阅览，如果仍然合载，就是体例不纯。因此，刘氏虽然有这种说法，后人一直没有实行过。至于像论事的奏章，本来和日头进言相同，辩驳的书信，不异于当面讨论，编在纪传当中，事和言语没有可以分离的地方，后代著史恭敬地遵守既成的方法是可以的。至于像扬雄、司马相如的辞赋，本来不是论政事的文字，严安、徐乐的上书，也和献进颂文相同，邹阳、枚乘的纵横家文风、杜钦、谷永的附会论事，本来和法度没有关系，司马迁、班固采用来显示国家的文才，删掉它们就没有了文采，保存它们就使纪传文字杂多无度，这也就不用惊诧刘知擞想主张变更方法了。
杜佑《通典》 有三百卷，《 礼典》 是八门之一，却已经占了一百卷，大约这书本来是《 周礼》 的承述，在礼仪制度方面更详细是应当的。不过，它叙述典章制度，和各代史书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礼仪文字似是而非，有时情况变化很不一致，于是博士经生详尽议论，寻求适中的方案，有的加以取舍而径直实行，有的合乎格式而没有被采用，这些议论放进正文，就显得繁多重复难以承受，删除舍弃它们，就显得道理不周全。杜氏把这些文字一起采集编录，附在礼门后面，共有二十几卷，可以说是探究天地间事物的关系而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的了。司马迁的书，大概在《 秦始皇本纪》 的后面存录秦国史书的原文。可惜这种体例没有能推广，后人也不再效法。这都是记言语记事的方法穷尽后，另外有变通的方法，后世君子所应当参酌吸取的。
源泉汇流成江河，事情起初简．单而最终巨大。东汉以来，文采兴盛，篇章众多，史臣不能一律在纪传里记载，就汇编作《 文苑传》 。文人事迹不多，只是记下官阶、籍贯、世系，大致像《 文选》 人名的注释，考试榜履历的名单，这样，本来是华丽文辞的篇名，反倒令人感到风华衰落，这就知道一代文章的兴盛，史书的文字不可能全部包括。萧统《 文选》 以来，编选文集的人众多。现在特别显著的是，姚兹的《 唐文粹》 、吕祖谦的《 宋文鉴》 、苏天爵的《 元文类》 ，都想要包括整个朝代，和史书互相配合。这就反倒好像言语和事分开来记载，其实这些选集是春天的花朵，正史是秋天的果实而已。史书和诗文选集，各有言语和事，阂此只可以分作花朵和果实，不可以分作言语和事。
书籍的四部划分以后，集部极兴盛。文人掌管起草皇帝文告，于是，内制、外制的集子就自己编定了。宰相对国事的议论思考，谏官、监察官的弹劫奏章，官署官员对各自职守的谈论，武将判断敌情的精妙谋略，陆蛰的奏议，苏轼进呈的策，又各自收进文集里了口汇聚起来的便有《 名臣经济》 、《 策府议林》 ，连篇累犊，能数得清吗？大抵前人目录书里的记载，不外别集、总集两种，大概根据是否一个人的文字来看待。这些其实应该属于史部，追溯源流应当归属《 尚书》 。不过，训诰是《 尚书》 的一个方面，不可以像汉代人那样径直用记言之史书来看待《 尚书》 罢了。
名臣的奏章，归属于《 尚书》 ，用来比照《 尚书》 的训浩，是人们容易知晓的。编辑奏章的人，应当知道《 尚书》 训浩的记言语必定叙述那事情，以使所言的事情经过完备，因此《 尚书》 没有一处空泛的言语，有言语必定安置在事情中。后世的编辑奏章的人，只取议论明白流畅，感情和话语激动恳切，认为是奏章里的佳篇。不使事情的经过完备，即使有佳篇，要用到什么地方呢了文人崇尚文采的习惯看法，不可以谈论经史。班固的董仲舒、贾谊两篇传，就用《 春秋》 之学作《 尚书》 体。这就是《 尚书》 转入《 春秋》 的例证。他叙述贾、董生平事迹，无意求详细，前后很少几句话，不过是为贾《 论政事疏》 等、董天人三策具备事情经过罢了。贾、董未必没有事迹可以叙述，班氏重点在疏、策，不妨省略所有事迹，只收录他们的言论，前后略微写上几句，使事情经过具备罢了，不像后人作传记，必定写出全部生平，用琐碎的记载追求完备。啊！观看史书体制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意思，才可以和他们谈论《 尚书》 、《 春秋》 之学各有它们的极恰当处，不像后人用分类抄录的方法来采集事迹，只知道寻求完备的方法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