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。举业而与学问科殊，末流之失耳。苟有所备以俟举，即《记》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，宁得不谓之学问欤？余曰：博学强识，儒之所有事也；以谓自立之基，不在是矣。学贵博而能约，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。以言陋儒荒俚，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，不得谓专家也。
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。以言俗儒记诵漫漶，至于无极，妄求遍物，而不知尧、舜之知所不能也。博学强识，自可以待问耳，不知约守，而只为待问设焉，则无问者，儒将无学乎？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，名有由立，非专门成学不可也，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。
或曰：苏氏之类求，韩氏之钧玄提要，皆待问之学也，子谓不足以成家矣。王伯厚氏搜罗摘抉，穷幽极微，其于经、传、子、史，名物制数，贯串旁骛，实能讨先儒所未备。其所纂辑诸书，至今学者资衣被焉，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？答曰：王伯厚氏，盖因名而求实者也。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，既见道，则超乎文矣。王氏因待问而求学，既知学，则超乎待问矣。
然王氏诸书，谓之纂辑可也；谓之著述则不可也；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，谓之成家之学术，则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，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尔。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。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。指功力以谓学，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。
夫学有天性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入识最初，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。
学又有至情焉，读书服古之中，有欣慨会心，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。
功力有余，而性情不足，未可谓学问也。性情自有，而不以功力深之，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。夫子曰：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不知孰为功力，熟为柱情。斯固学之究竟，夫子何以致是？则曰：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今之俗儒，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，又憾戴公得《商颂》，而不存七篇之阙目，以谓高情胜致，至相赞叹。充其僻见，且似夫子删修，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。盖逐于时趋，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，如生秦火未毁以前，典籍具存，无事补辑，彼将无所用其学矣。
【 译文】
有人说：应举的学业本是用来观测人的学问的。应举学业变得和学问类别不同，是末流的过错罢了。如果有预备的材料来等待应举，就是《 礼记》 所说的广泛学习牢牢记住以等待询问，难道能不叫作学间吗？我回答：广泛学习牢牢记住，是儒者应有的事情，把这叫作自立的基础，那可不在这方面呀。李问贵在广博而能简约，没有不广博而能简约的。用这话来说浅薄儒者虚妄粗俗，学某一先生的学说来自己限制范围，不能叫作专家。但是也没有不简约而能广博的。用这话来说平庸儒者记诵，广泛到了没有边际的地步，荒谬地追求知晓一切事物，却不知道这是尧、舜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。广泛学习牢牢记住，自然可以等待询问了，不知道遵守简约，而只是为等待询问设置，那么，如果没有问的人，儒者将不学习了吗？况且问的人本来打算从听说我的名声到求得我的实质；有名声是由于有所树立，不是专门研究成一家学问是不行的，因此没有不专而能成一家学问的。有人说：苏氏的按类寻求，韩氏的探索奥妙提取要点，都是等待询问之学，您认为不能够成家了。王伯厚搜罗摘选，穷尽深奥的所在，他对于经、传、子、史各类书，名号物色、制度法式等方面，贯串起来又广泛追求，的确能探索先代儒者所没有具备的，他纂辑的许多书，直到现在学者还凭借着受到恩惠，难道能因为是等待询问之学而轻视他吗？回答是：王伯厚大概是依据名称而寻求实质的人。古人说韩昌黎凭借文章而见道，既然见道，就超越文章了。王氏凭借等待询问之学而探求学问，既然知道学问，就超越等待询问之学了。但王氏诸书，叫作纂辑是可以的，叫作著述，就不行了；叫作学者探求知识的功力是可以的，叫作成一家的学术，就不行了。如今的渊博君子，在经、传、子、史各类书上消耗尽精神，却终身在学问上没有收获，正因为尊崇王氏，而握着探求知识的功力，错误地认为学问就在这里。学问和功力，实际上相似却不相同。学 问不能够迅速求得，人们应当在功力方面致力学习，那么是可以的。指着功力叫作学问，这就像指着林和黍叫作酒一样。
学习是有天性的，读书爱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，有最先进人认识而终身不能改变的，就是这样。学习又是有极深感情的，读书爱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，有欢欣感叹领会含意而忽然间不知歌唱哭泣是怎样产生的，就是这样。功力有余，而天性、感情不足，不能叫作学问。本身有天性、感情，而不用功力加深它，这就是所说的有美好的材质而没有学习。孔夫子说：“发愤学习，忘记吃饭，从中得到欢乐，忘记优愁，以致不觉得老年将要到来。”从这话不知道什么是功力，什么是天性、感情。这本来是学习的最高境界，孔夫子为什么能达到这样呢？就像他所说的：“我是爱好古代文化、勤勉学习而探求的人。”现在的平庸儒者，遗憾不能见到未经孔夫子整理过的《 春秋》 ，又遗憾宋戴公得到《 商颂》 而没有保存其中七篇的篇目，认为谈论这些是高雅的情趣，至于互相赞叹。扩充他们的古怪见解，好像孔夫子对古代典籍的删修，不如王伯厚善于搜寻佚文。大概是追逐时代趋向，而误认为堆积资料补缀旧籍足够穷尽世间的事务。他们幸而生在后世，假如生在秦国焚书以前，典籍都存在，不需要从事补辑，他们将没有地方用上自己的学识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