凡言义理，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，不可不致其恩也。古人论文，惟论文辞而已矣。刘勰氏出，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；苏辙氏出，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；可谓愈推而愈精矣。未见有论文德者，学者所宜深省也。夫子尝言“有德必有言”，又言“修辞立其诚”；孟子尝论“知言”“养气”，本乎集义；韩子亦言，“仁义之途”，“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源”；皆言德也。
今云未见论文德者，以古人所言，皆兼本末，包内外，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，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，有学，有识，又有文之德也。凡为古文辞者，必敬以恕。临文必敬，非修德之谓也。论古必恕，非宽容之谓也。敬非修德之谓者，气摄而不纵，纵必不能中节也。恕非宽仁之谓者，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。嗟乎！知德者鲜，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，则知文德矣。
昔者陈寿《三国志》，纪魏而传吴、蜀，习凿齿为《汉晋春秋》，正其统矣。司马《通鉴》仍陈氏之说，朱子《纲目》又起而正之。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不应陈氏误于先，而司马再误于其后，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，偏居于优也。而古今之讥《国志》与《通鉴》者，殆于肆口而骂詈，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，肯吾心服否邪？陈氏生于西晋，司马生于北宋，苟黜曹魏之禅让，将置君父于何地？而习与朱子，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，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。此说前人已言。诸贤易地则皆然，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。是则不知古人之世，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；知其世矣，不知古人之身处，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。身之所处，固有荣辱隐显，屈伸忧乐之不齐，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，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，况生千古以后乎？圣门之论恕也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其道大矣。今则第为文人，论古必先设身，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。
韩氏论文，“迎而拒之，平心察之”。喻气于水，言为浮物。柳氏之论文也，“不敢轻心掉之”，“怠心易之”，“矜气作之”，“昏气出之”。
夫诸贤论心论气，未即孔、孟之旨，及乎天人、性命之微也。然文繁而不可杀，语变而各有当。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，一言以蔽之矣。主敬则心平，而气有所摄，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。夫史有三长，才、学、识也；古文辞而不由史出，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。夫识生于心也，才出于气也；学也者，凝心以养气，炼识而成其才者也。心虚难恃，气浮易弛。主敬者，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，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。夫缉熙敬止，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，其为义也广矣。今为临文，检其心气，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。
【译文】
大凡论述儒家的经义道理，有前人粗疏而后人变得精密的地方，不可不多加注意。古人论述文章，只谈论文辞而已。自从刘姆出现，他依据陆机之说而首先提倡“文心”；苏辙出现后，又依据韩愈之说而首先提倡“文气”，可说是越推求越精密了。但是未见有人论述“文德”，这是学者们所应该深思的。孔子曾说“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好言辞”，又说“修饰言辞应出于诚挚的感情”；孟子曾经论述过“知言”、“养气”，认为都产生于道义的积累；韩愈也曾说过“仁义的道路”, “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的源泉”，他们都谈到了道德。现在说没看见有人论述文德，是因为古人所说的，都兼括本末，包含内外，仍是把道德与文章合而为一；而从来没有人在文辞之中论述它有才、学、识，又有为文之德。凡是对待古代的文章，必须抱着“敬”和“怒”的态度。下笔行文必须持之以“敬”，并不是指品德修养；评论古人必须心怀“，恕”道，并不是要宽容的意思。“敬”不是指品德修养，是指“气”被收束而不放纵，放纵则必定不能合乎礼义法度；“恕”不是说要宽容待人，是指能为古人设身处地地考虑。哎，懂得道德的人太少了！ 知道下笔行文不可没有“敬恕”，那就知道文德了。
从前，陈寿《 三国志》 对魏帝采用本纪而对吴、蜀二主则采用列传，习凿齿撰写《 汉晋春秋》 ，则纠正了《 三国志》 以魏为正统的作法；司马光《 资治通鉴》 沿袭陈氏之说，朱子的《 通鉴纲目》 又起来纠正《 通鉴》 。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不应该陈氏已经错在前面，司马光在后又出此错，而认为习氏与朱子的见识特别高明。古今讥讽《 三国志》 与《 通鉴》 的人，简直是在肆意漫骂，却不知道如果让古人从坟墓中站起来，是否会心服我们呢？陈氏生于西晋，司马光生于北宋，如果贬黝曹魏的禅让，那将把晋、宋两朝皇帝受禅置于什么地位呢？习氏与朱子，则固然都因是江东南渡之人，唯恐中原之国要与他们争夺正统的地位。此说前人已有论述。诸位贤者变换一下位子都会如此的，未必他们的学识就比今天那些迂腐的儒生差。这样说来不了解古人所处的时代，便不可妄自评论古人的文章。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，却不了解古人所处的境况，也不可以仓促评论他们的文章。古人所处的境况，固然有荣耀与屈辱、隐晦与显达、委屈与舒畅、忧虑与欢乐的不同，而言辞是有所为而发的，即使是有子也不知道孔子说话所针对的是什么，何况千古之后的人呢！孔门论述的“恕”道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与人”，它蕴含的道理真大呀。今天但说文人评论古人必须先为他们设身处地，只是把这当作文德之“恕”而己。
韩愈论述古文说：“迎面拒绝它，平心静气考察它”，把“气”比喻为水，把言辞比作漂浮的物体。柳宗元论述古文说：“不敢以轻视之心摆弄它”, “以懈怠之心轻慢它”, “以骄矜卒气对待它”, “以昏馈之气发表它”。诸位贤人论心论气，没有切中孔、孟的宗旨，涉及到精微的天人性命之学。但是，文辞虽然繁复却不可减省，语言变化不同却各有所宜。总括它的大意，那么下笔行文时注重恭敬的态度，用这一句话便作了概括。注重恭敬则心中平静而气有所约束，自然能从容变化合乎法度。史家有三长，即史才、史学和史识。如果认为古代的文章不是从史学中产生，那就如同说饮食不是从庄稼中来的一样。见识从心里产生，才情从气中培育，学，就是集中心思来培养气，磨练见识来使其成才• 心虚便难以依赖，气浮则容易松懈。注重恭敬，是为了随时在心气之间有一种检束，谨防心气一放而不可收的通病。心地光明而又恭谨，这就是圣人之所以能善始善终的原因，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广的。现在认为下笔行文要约束作者的心气，只是把这当作文德之“敬”，而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