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曰：“艮其辅，言有序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出言有章。”古人之于言，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。著之于书，则有简策。标其起讫，是曰篇章。孟子曰：“吾于《武城》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”是连策为篇之证也。《易。大传》曰：“二篇之册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。”是首尾为篇之证也。左氏引《诗》，举其篇名，而次第引之，则曰某章云云。是篇为大成，而章为分阕之评也。
要在文以足言，成章有序，取其行远可达而已。篇章简策，非所计也。后世文字繁多，爰有校雠之学。而向、歆著录，多以篇卷为计。大约篇从竹简，卷从缣素，因物定名，无他义也。而缣素为书，后于竹简，故周、秦称篇，入汉始有卷也。第彼时竹素并行，而名篇必有起讫；卷无起讫之称，往往因篇以为之卷。故《汉志》所著几篇，即为后世几卷，其大较也。然《诗经》为篇三百，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；《尚书》、《礼经》，亦皆卷少篇多，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，亦称为篇。篇之为名，专主文义起讫，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；此无他义，盖取篇之名书，古于卷也。故异篇可以同卷，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。至班氏《五行》之志，《元后》之传，篇长卷短，则分子卷。
是篇不可易，而卷可分合也。嗣是以后，讫于隋、唐，书之计卷者多，计篇者少。著述诸家所谓一卷，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，则事随时变，人亦出于不自知也。惟司马彪《续后汉志》，八篇之书，分卷三十，割篇徇卷，大变班书子卷之法，作俑唐、宋史传，失古人之义矣。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书，十二本纪、七十列传、八书、十志之类，但举篇数，全书自了然也。《五行志》分子卷五，《王莽传》分子卷三，而篇目仍合为一，总卷之数，仍与相符。
是以篇之起讫为主，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。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，遂开割篇徇卷之例。篇卷混淆，而名实亦不正矣。欧阳《唐志》五十，其实十三志也；年表十五，其实止四表也。《宋史》列传二百五十有五，《后妃》以一为二，《宗室》以一为四，李纲一人传分二卷；再并《道学》、《儒林》，以至《外国》、《蛮夷》之同名异卷，凡五十余卷；其实不过一百九十余卷耳。
至于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，道书称■，即卷之别名也，元人《说郛》用之；蒯通《隽永》称首，则章之别名也，梁人《文选》用之。此则标新著异，名实故无伤也。唐、宋以来，卷轴之书，又变而为纸册，则成书之易，较之古人，盖不啻倍蓰已也。古人所谓简帙繁重，不可合为一篇者，分上中下之类。今则再倍其书，而不难载之同册矣。故自唐以前，分卷甚短。六朝及唐人文集，所为十卷，今人不过三四卷也。自宋以来，分卷遂长。以古人卷从卷轴，势自不能过长；后人纸册为书，亦不过存卷之名，则随其意之所至，不难巨册以载也。以纸册存缣素为卷之名，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，理本同也。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，是终古不可改易，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；卷则限于轴之长短，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。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，自当量纸删之能胜而为之界。其好古而标卷为名，从质而标册为名，自无不可，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，故作参差，使人因卷寻篇，又复使人挟册求卷，徒滋扰也。夫文之繁省起讫，不可执定；而方策之重，今又不行；古人寂寥短篇，亦可自为一书，孤行于世。盖方策休重，不如后世片纸，难为一书也。则篇自不能孤立，必依卷以连编，势也。卷非一定而不可易，既欲包篇以合之，又欲破册而分之，使人多一检索于离合之外，又无关于义例焉，不亦扰扰多事乎？故著书但当论篇，不当计卷；卷不关于文之本数，篇则因文计数者也。故以篇为计，自不忧其有阙卷，以卷为计，不能保其无阙篇也。
必欲计卷，听其量册短长，而为铨配可也。不计所载之册，而铢铢分卷，以为题签署录之美观，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。《崇文》、《宋志》，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。明代《文渊阁目》，则但计册而无卷矣。是虽著录之阙典，然使卷册苟无参差，何至有此弊也？古人已成之书，自不宜强改。
【 译文】
《 易经》 说：“控制你的口舌不要妄言，说话要有条理。”《 诗经》 说：“言辞应对要有章法文理。”古人对于言辞，只追求有章法有条理而已。写到书上，就有了简册；标明它的起始与终止，这就叫篇章。孟子说：“我对于《 武成》 一篇，所取信采用的不过两三串简册罢了。”这是简册编连起来成为篇的证据。《 周易• 系辞》 说：“《 易经》 上、下两篇六十四卦占盆所得的普草数，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根。”这是首尾俱全才成其为篇的证据。左氏引用《 诗经》 ，举出它的篇名然后依次引用，则称某章怎么怎么说，这是篇为完备的单位而章为分段的证据。关键在于用文采来修饰语言，积辞成篇而具有条理，所追求的不过是能使它流传久远、足以表达思想感情而已，篇章简册，不是古人所计较的。后世文字繁多，于是有了校像学，刘向、刘散著录古书，多用篇卷作为著录单位。大约篇是从竹简得来的，卷是从绢帛得来的，依据物体而确定名称，没有别的什么含义。绢帛用来书写文字，晚于竹简，所以周朝与秦朝著录文章称篇，到汉代才开始有卷的名称。只是那时竹简与绢帛同时使用，称篇必定有起止首尾，而卷不是表示起止的名称，往往根据篇来确定卷，故《 汉书• 艺文志》 所著录的为几篇，也就是后世的几卷，这是大概的情况。但《 诗经》 为三百篇，而卷数才不过二十八；《 尚书》 、《 仪礼》 ，也都是卷少篇多，据此则又可知当时书写在绢帛上，也可称为篇。篇作为一个名称，专门注重文义的起始与结束，而卷则关系到联结绢帛的长短，此外没有别的含义，大概采用篇来称呼文章，时代比卷更早。所以不同的篇目可以同在一卷，而分卷没听说可用来标志起始与结束。到班固《 汉书》 中的《 五行志》 、《 元后传》 ，篇长卷短，便分子卷，这么说来是篇不可改变而卷可以分合。继此之后，直到隋、唐，对书用卷计算的多，用篇计算的少。著作家们所说的一卷，往往就是古人所说的一～篇，这是事情随着时代而变化了，作者自己也出于不知不觉。只有司马彪《 续后汉志》 的八篇志，分为三十卷，割裂篇目而曲从卷的需要，大大改变了班固《 汉书》 中采用子卷的作法，为唐、宋正史列传首先开了恶例，失掉了古人的用意。《 史记》 、《 汉书》 这两种书，十二本纪、七十列传、八书、十志之类，只举篇数，全书自然就明白了。《 汉书• 五行志》 分为五个于卷，《 王莽传》 分为三个子卷，但篇目却仍合为一个，总卷数仍与篇数相符，这是以篇的起止为主，并不因为卷性浩繁而随便刹裂开来。自从司马彪将八志分为三十卷，便开了割裂篇目来曲从分卷的先例，篇卷混淆，那名实也不相杆了。欧阳修编撰的《 新唐书》 有“志”五十卷．其实只有十三志．年表十五卷，其实只有四个表．《 宋史》 列传二百五十五卷，《 后妃列传》 把一篇分为二卷，《 宗室列传》 把一篇分为四卷，李纲一人，传分二卷，再把《 道学列传》 、《 儒林列传》 以及《 外国列传》 、《 蛮夷列传》 等一传分为多卷的合并起来，共五十余卷，那么《 宋史》 其实也不过一百九十余卷罢了。
至于这当中出现的名称小异而实质并没有什么差别的情况，如道家典籍中所称的“马”，就是卷的别名，元代人编纂的《 说邪》 使用了它；蒯通撰写的《 隽永》 称“首”，则是章的别名，梁朝人编的《 文选》 使用了它。这不过是为了标新立异，名实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。唐、宋以来，卷轴形式的书籍，又演变成了册页形式的纸书，那么成书之容易，与古人相比，大概不只是强几倍的问题了。古人所说的简册部头繁重，不可合为一篇的，如分上、中、下之类的。现今就是再多出一倍也不难把它载人同一册之中了。所以自唐代以前，分卷很短，六朝及唐朝人的文集分成十卷的，今人才不过分为三、四卷。从宋代以来，分卷便拉长了。因为古人称卷来源于卷轴，据此情势自然不能过长；后人用册页形式来装订书籍，不过只保存了一个卷的名称，那么便可随人的意愿而确定分量的多少，是不难用巨册来装载的。以册页形式的纸书而保存帛书称卷的名称，也就像汉代人用帛书而保存竹简称篇的名称，道理原本是相同的。但篇既然是用来表示文章的起始与终止的，这是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的，即使说篇的意义不来源于竹简也是可以的。卷则限于卷轴的长短，而并没有固定的表示起止的体例。现在既然不用绢帛而采用册页形式，自然应当根据纸书的册页所能胜任的容量而为它确定分合界限。人们好古而用“卷”字标名，根据实质则标用“册”字为名，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；只是不该又把卷数与册本故意弄得错综不齐，使人根据卷次来寻找篇目,又再使人凭借册本来寻求卷次，凭空增加了这些烦扰。文章繁简起止的古义，既不能坚持下来，而繁重的简犊，现在又不再使用，古人沉寂无名的短篇，也可以自成一书，单独流传于世。大概是简犊繁重，不像后借的几张纸片难以自成一书。那么篇自然不能孤立使用，必须依据卷来联结成编，这是大势所趋；卷并不是固定而不可改变的，既想包举篇来合并它，又想突破册而分开它，使人在篇卷的离合之外多增加了一次检索，又与义例无关，这不也是徒增纷乱自找麻烦么？所以著书只应当论篇，不应当算卷；卷与文章本来的数目无关，篇则是根据文章来计算数量的。故用篇为计算单位，自然不用担忧书有缺卷；以卷为计算单位，便不能保证它没有缺篇。如果一定要采用卷来标计，任他们根据册的长短而进行统筹按排是可以的。不考虑册的分量而进行细微的分卷，把它作为题签著录的一种美观的形式，那都是拘泥古制而忘了实质的人。《 祟文总目》 、《 宋史• 艺文志》 ，间或有著录册数而不注明卷数的；明代的《 文渊阁书目》 ，则只著录册数而不载卷数。这虽然是由于著录典籍缺少准则可依，但如果卷、册没有这种参差不齐的情况，又哪里至于有这种弊端呢！古人已有的书，自然不宜强作改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