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者官师政教出于一，秀民不艺其百亩，则饩于庠序，不有恒业，谓学业。必有恒产，无旷置也。周衰官失，道行私习于师儒，于是始有失职之士，孟子所谓尚志者也。进不得禄享其恒业，退不得耕获其恒产，处世孤危，所由来也。士与会卿大夫，皆谓爵秩，未有不农不秀之间，可称尚志者也。孟子所言，正指为官失师分，方有此等品目。圣贤有志斯世，则有际可公养之仕，三就三去之道，遇合之际，盖难言也。夫子将之荆，先之以子夏，申之以冉有。泄柳、申详，无人乎缪公之侧，则不能安其身。孟子去齐，时子致矜式之言，有客进留行之说。相需之殷，而相遇之疏，则有介绍旁通，维持调护，时势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圣贤进也以礼，退也以义，无所撄于外，故自得者全也。士无恒产，学也禄在其中；非畏其耕之馁，势有不暇及也。
虽然，三月无君，则死无庙祭，生无宴乐，霜露怛心，凄凉相吊，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！君子固穷，枉尺直寻，羞同诡御，非争礼节，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。古之不遇时者，隐居下位；后世下位，不可以幸致也。古之不为仕者，躬耕乐道；后世耕地，不可以幸求也。古人廉退之境，后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，犹不得也。故责古之君子，但欲其明进退之节，不苟慕夫荣利而已。
责后之君子，必具志士沟壑、勇士丧元之守而后可；圣人处遇，固无所谓难易也；大贤以下，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后可，亦人情之难者也。
商鞅浮尝以帝道，贾生详对于鬼神，或致隐几之倦，或逢前席之迎，意各有所为也。然而或有遇不遇者，商因孝公之所欲，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。
韩非致慨于《说难》，曼倩托言于谐隐，盖知非学之难，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。然而韩非卒死于说，而曼倩尚畜于俳，何也？一则露锷而遭忌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。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，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。古今时异势殊，不可不辨也。古之学术简而易，问其当否而已矣；后之学术曲而难，学术虽当，犹未能用，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，而其中又有工拙焉。身世之遭遇，未责其当否，先责其工拙。学术当而趋避不工，见摈于当时；工于遇而执持不当，见讥于后世。沟壑之患逼于前，而工拙之效驱于后。呜呼！
士之修明学术，欲求寡过，而能全其所自得，岂不难哉！
且显晦时也，穷通命也。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，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。
一时缓急之用，与一代风尚所趋，不必适相合者，亦势也。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，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，千古以为惜矣。周人学武，而世主尚文，改而学文，主又重武；方少而主好用老，既老而主好用少，白首泣涂，固其宜也。
若夫下之所具，即为上之所求，相须綦亟，而相遇终疏者，则又不可胜道也。
孝文拊髀而思颇、牧，而魏尚不免于罚作；理宗端拱而表程、朱，而真、魏不免于疏远；则非学术之为难，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，良哉其难也。望远山者，高秀可挹，入其中而不觉也；追往事者，哀乐无端，处其境而不知也。
汉武读相如之赋，叹其飘飘凌云，恨不得与同时矣；及其既见相如，未闻加于一时侍从诸巨之右也。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，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。唐有牛、李之党，恶白居易者，缄置白氏之作，以谓见则使人生爱，恐变初心。是于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。郑畋之女，讽咏罗隐之诗，至欲委身事之；后见罗隐貌寝，因之绝口不道。是于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。文行殊爱憎，自出于党私；才貌分去取，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。然而世以学术相贵，读古人书，常有生不并时之叹；脱有遇焉，则又牵于党援异同之见，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于容貌焉；则士之修明学术，欲求寡过，而能全其所自得，岂不难哉？
淳于量饮于斗石，无鬼论相于狗马，所谓赋《关雎》而兴淑女之思，咏《鹿鸣》而致嘉宾之意也。有所托以起兴，将以浅而入深，不特诗人微婉之风，实亦世士羔雁之质；欲行其学者，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。然而世之观人者，闻《关雎》而索河洲，言《鹿鸣》而求苹野，淑女嘉宾，则弃置而弗道也。中人之情，乐易而畏难，喜同而恶异，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，十常八九也。有贱丈夫者，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，则又舍其所长，而强其所短，力趋风尚，不必求惬于心，风尚岂尽无所取哉？其开之者，尝有所为；而趋之者，但袭其伪也。夫雅乐不亡于下里，而亡于郑声，郑声工也；良苗不坏于蒿莱，而坏于莠草，莠草似也；学术不丧于流俗，而丧于伪学，伪学巧也。天下不知学术，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。伪学出，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。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，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。然而为是伪者，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。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，而簿正之法卒不废，兆不足行而后去也。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，圣贤不废也。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，则又不必圣贤，虽梓匠轮舆，亦如是也。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，而遇与不遇听乎天。昔扬子云早以雕虫获荐，而晚年草玄寂寞；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，而后因述史减誉。诚知其不可奈何，而安之着命也。
【 译文】
古时候官员与老师、政治与教化都合二为一，才德优异之士若不在百亩之地中种植劳作，就在学校里传道授业，没有恒业，指学业。必有田园，没有荒废职守无所事事的。周代衰落后官员失去了原来的职守，人们私下向老师学习道德学问，于是开始出现失职的士人，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尚志”者。士与公、卿、大夫，都是一种爵位的称号，没有既不会耕种又缺乏才德的人，可以称为“尚志”的。孟于所言，正是指官员与老师分离这种情形，因而有了这种名称。前进不能凭学业享有捧禄，后退又不能通过耕种获得家产，这就是立身处世孤立危急的缘由。圣人贤士有志于治理这个世道，于是就有因国君礼贤下士而做官的，就有三留三去的进退原则，至于君臣之间彼此是否投合，似乎就难说了。孔夫子将到楚国去，先派子夏去安排，接着又派冉有去帮办。泄柳、申详，如果没有贤人在鲁缪公身边，就不能使自己安心。孟子离开齐国，时子向孟子转达齐王想请他安居下来，以便国内的士大夫与平民能有所效法的一番话，还有客人为挽留孟子而进言。互相需要是这么殷切而彼此相投的机缘又这么稀少，于是便有了介绍传媒，维护调理，也是时势所逼而不得不如此。圣人贤士按照礼义出仕，也按照礼义退隐，一点也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因此他们自身所获得的东西便很完备。读书人没有固定的家产，傣禄也就在读书之中，不是畏惧耕种的饥饿，而是形势所迫无暇顾及。虽然如此，三个月没有国君任用他，则人死了也不能立庙祭祀，活着也不敢参加宴饮娱乐，踩着霜露则心中悲痛，孤寂凄凉时则感伤不已，圣贤哪里一定与常人的感情相差很远呢！君子固然很穷，但对于弯曲一尺以便伸直八尺的利己行为，却也同王良以违背规矩驾车而感到羞耻一样，并非是为了什么礼节，而是害怕不能保全自己所获得的人生直谛罢了。古代不逢时运的人，隐居在卑下的位置上，后世卑下的位置却不能够侥幸获得。古代不做官的人，亲自耕田种地而又爱好圣贤之道，后世连耕田种地也不能够侥幸得到了。古人谦让的地方，后世的人竭尽贪婪的手段去追求，还恐怕得不到呢。因此要求古代的君子，只希望他分清做官、退隐的原则界限，不苟且贪图名利而已；要求后世的君子，一定要具备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山沟、勇士不怕丢掉脑袋的操守才算可以。圣人处世遇合，固然无所谓困难和容易；对大贤以下的人，一定要求他们都必须具备不怕弃尸山沟、不怕丢掉脑袋的操守才算可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所难做到的。
商鞅不着实际地以帝王之道试探秦孝公，贾谊对汉文帝详细陈述鬼神之事，一个使帝王听得趴在桌子上打吨解乏，一个则让帝王听得人迷而不知不觉地向前移动座位。猜想他们各自心中都想有所作为，然而一个最终得到了赏识而另一个则未被重用，这是因为商鞍顺着孝公的愿望，而贾谊上疏所言则是文帝感到棘手的事。韩非在《 说难》 中感慨推行自己学说的困难，而曼倩则借诙谐滑稽之言来寄托讽喻，大概也知道不是学术本身有什么困难，而是难在如何申明推广自己的学说。但是韩非最终还是死于自己所游说的秦国，而曼倩仍然被当作艺人供养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太露锋芒而遭人妒忌陷害，一个则因韬光养晦而侥幸保全下来。所以君子不是难在用学术治理天下，而是难在怎样使用学术的这种学术上。古今时代不同形势有别，＿不可不分辨清楚。古代的学术简单而又容易，只管它是否合宜而已。后世的学术曲折而艰深，学术虽然正确，仍然不能使用，必须要有使用这一学术的学术才行，而这种学术又有灵巧与拙笨之别。一生的经历遭遇，不是追究他的学术是否确当，而是先追究他使用学术的手段是否精巧高明。学术正确合宜但不善于投其所好、避其所难，则会被当世所摈弃；精通迎合之技但所持学说不当，则会受到后世的指责。弃尸山沟的灾祸在前面逼迫，而使用学术的手段是精巧还是笨拙的不同效果又在后面追赶，唉！读书人研治阐明自己的学说，要想少犯错误而能保全自己所获得的真知灼见，难道不是很困难吗！
况且显明与隐晦，这是时势所决定的；困窘与通达，这是命运所决定的。有的人天生的才华在某方面很突出，获得学术成功的条件也很有优势，但学术功用上一时的缓慢与急切，与一代风尚的趋向不一定恰好相合，这也是必然的情势。刘欲精通经学却没有遇上独尊儒术的汉武帝，李广善战却没有遇上开国皇帝汉高祖，千古以来为之惋惜。周代有人从小学习武艺而当时的君主却祟尚文德，改而学文，君主又注重武学；年方少壮而君主好用年老者，待到老了君主又好用年少者，白发苍苍而哭位于路，这自然是不足为怪的。至于说到臣下所具备的，就是皇上所需求的，相互需求那么急切但君臣遇合最终又那么疏远，这也是说不完的。汉文帝拍打着大腿思念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将才，但身边的魏尚还是不免于被罚为苦工；宋理宗庄重恭敬地表彰程、朱道学，而真德秀、魏了翁仍不免于被疏远，那么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困难，而怎样使用学术的学术，那才确实是难啊！遥望远山，高峻秀丽似可掬人手中，进人其中则不觉得了；追忆往事，哀伤欢乐无端而生，身处其境则浑然不知。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词赋，感叹它飘飘然有凌云之气，恨不能与相如同时；待见到相如之后，也未听说把他看得比当时的诸位侍从大臣更重。世上固然有喜爱他这个人而不了解他的学问的人，也有喜爱他的诗文而不了解他本人的人。唐代有牛、李两个朋党，李党人物因为憎恨白居易，便把白氏的作品捆扎封存起来，说是看了就会使人产生喜爱之心，而改变原先的看法，这是对一个人的文章和品行爱憎不同。郑败的女儿吟咏罗隐的诗，以至想委身嫁给他，后来看见罗隐相貌丑陋，从此绝口不提罗隐，这是对一个人的才华和容貌分别有所取舍。对文章与品行爱憎不同，自然是出于朋党之私见；对才华与相貌取舍有别，则是出于妇道人家的见解。然而世人互相以学术为贵，读古人的书，常有生不同时的感叹；倘或有幸相遇，却又拘泥于党[ aJ 伐异的偏见，甚至效法郑败的女儿对人的外貌挑三拣四的。那么读书人研治阐明自己的学说，要想少出差错而能保全自己所获得的真知灼见，难道不是很困难吗！
淳于毙以斗、石来衡量自己因情而异的酒量，徐无鬼对君主谈论相马相狗的不同，这就是《 诗序》 所说的吟诵《 关堆》 便产生了爱慕淑女的情思，吟咏《 鹿鸣》 以表达对嘉宾的敬意。以起兴的手法来寄托自己的用意，逐渐地从表面而深人，不只是诗人委婉讽喻的一种风格，实际上也是读书人如小羊、大雁一类的礼物，想推行自己的学说，不得不考虑当时人是否能明白而采用逐渐深人的办法。但是世俗看人，听到《 关唯》 便考究河洲在哪里，而说到《 鹿鸣》 便寻求苹野之所在，对淑女、嘉宾则废弃而不提了。平常人的心态，贪图容易而畏惧艰难，喜欢一致而厌恶不同，听了别人的话而不能明察他话中的含义，通常有十之八九。有低贱的人，知道彼此投合是这样困难，便舍弃他的专长而勉强从事自己所不擅长的学问，极力迎合当时的风尚，不必去管内心是否满意。时代的风尚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？那些开创风尚的人曾经也有所作为，而后来的追随者却只是继承了他们伪劣的一面。雅乐不会亡于下里巴人这类民歌而怕亡于郑国的音乐，因为郑国的音乐淫靡精巧；禾苗不会坏于野草而怕坏于秀草，因为秀草与禾苗很相似；学术不会毁于世俗的东西而怕毁于假冒的学术，因为假冒的学术很巧妙。天下人不知道这种学术，未尝不虚心对待；假冒的学术一出来，天下人便不再知道有出自心得的真学术了。这就是孔子为什么憎恶乡愿，孟子为什么痛恨似是而非的缘故。然而制造这种虚假学术的人，却自认为这就是使用学术的学术。古时候孔夫子在鲁国做官未尝不和鲁国人一样也争夺猎物，但是他用文书规定祭器、祭品的方法却一直没有废弃，试行的结果说明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然后他才会离去。这么说来关于怎样使用学术的学术，即使是圣贤也不废弃。而学术不能随着风尚而变化，则又不用说是圣贤，即使是一般的工匠，也是如此。所以君子凭借尝试来推行自己的学说，而能不能得到赏识则听天由命了。从前扬子云早年因为词赋而获得时贤的称许，晚年却因撰写《 太玄经》 而受到冷落；刘知斐先前因为词赋而知名于世，后来却因撰述《 史通》 而声誉顿减，诚然他们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但却能安之若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