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，公也；学，私也。君子学以致其道，将尽人以达于天也。人者何？
聪明才力，分于形气之私者也。天者何？中正平直，本于自然之公者也。故曰道公而学私。
道同而术异者，韩非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书，《列子》有《杨朱》之篇，墨者述晏婴之事；作用不同，而理有相通者也。述同而趣异者，子张难子夏之交，荀卿非孟子之说，张仪破苏秦之从。宗旨不殊，而所主互异者也。
渥洼之驹，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终不可致二千里。言乎绝学孤诣，性灵独至，纵有偏阙，非人所得而助也。两渥洼驹，不可致二千里；合两渥洼之力，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。言乎鸿裁绝业，各效所长，纵有牴牾，非人所得而私据也。
文辞非古人所重，草刨讨论，修饰润色，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：朔于尽善，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，以谓“后世谁知定吾文者”，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，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，而获两善之益焉，所补岂不大乎？
司马迁袭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。非好同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司马迁点窜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，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，非好异也，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有事于此，询人端末，岂必责其亲闻见哉？张甲述所闻于李乙，岂盗袭哉？人心不同，如其面也。张甲述李乙之言，而声容笑貌，不能尽为李乙，岂矫异哉？
孔子学周公，周公监二代，二代本唐、虞，唐、虞法前。故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。”盖尝观于山下出泉，沙石隐显，流注曲直，因微渐著，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；观于孩提呕哑，有声无言，形揣意求，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。
有一代之史，有一国之史，有一家之史，有一人之史。整齐故事，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，详《释通》、《答客问》。而一代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州县方志，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，详《方志》篇。而一国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谱牒不受史官成法，详《家史》篇。而一家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；诸子体例不明，文集各私撰著，而一人之史，鲜有知之者矣。
展喜受命于展禽，则却齐之辞，谓出展禽可也，谓出展喜可也。弟子承师说而著书，友生因咨访而立解，后人援古义而敷言，不必讳其所出，亦自无愧于立言者也。
子建好人讥诃其文，有不善者，应时改定；讥诃之言可存也，改定之文亦可存也。意卓而辞踬者，润丹青于妙笔；辞丰而学疏者，资卷轴于腹笥。
要有不朽之实，取资无足讳也！
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，言破贼之利害，此意诚出曹洪，明取陈琳之辞，收入曹洪之集可也。今云：“欲令陈琳为书，琳顷多事，故竭老夫之恩。”
又云：“怪乃轻其家丘，谓为倩人。”此掩著之丑也，不可入曹洪之集矣。
譬彼禽鸟，志识其身，文辞其羽翼也。有大鹏千里之身，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。鷃雀假雕鹗之翼，势未举而先踬矣，况鹏翼乎？故修辞不忌夫暂假，而贵有载辞之志识，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。噫！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！
诸子一家之宗旨，文体峻洁，而可参他人之辞。文集，杂撰之统汇，体制兼该，而不敢入他人之笔。其故何耶？盖非文采辞致，不如诸子；而志识卓然，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，不敢望诸子也。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，虽入他人之代言，何伤乎！
庄周《让王》、《渔父》诸篇，辨其为真为赝；屈原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赋，争其为玉为鷃. 固矣夫！文士之见也！
醴泉，水之似醴者也。天下莫不饮醴，而独恨不得饮醴泉。甚矣！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！
著作之体，援引古义，袭用成文，不标所出，非为掠美，体势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，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；且所引者，并悬天壤，而吾不病其重见焉，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。考证之体，一字片言，必标所出。所出之书，或不一二而足，则必标最初者。譬如马、班并有，用马而不用班。最初之书既亡，则必标所引者。譬如刘向《七略》既亡，而部次见于《汉。艺文志》；阮孝绪《七录》既亡，而■目见于《隋。经籍志》注。
则引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文，必云《汉志》、《隋注》。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。书有并见，而不数其初，陋矣；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，使人观其所引，一似逸书犹存。罔矣。以考证之体，而妄援著作之义，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，谬矣。
文辞，犹三军也；志识，其将帅也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旌旗壁垒一新焉，固未尝物物而变，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，可以袭用成文，而不必己出者矣。
文辞，犹舟车也；志识，其乘者也。轮欲其固，帆欲其捷，凡用舟车，莫不然也；东西南北，存乎其乘者矣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以我用文，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。
文辞，犹品物也；志识，其工师也。橙橘楂梅，庖人得之，选甘脆以供笾实也；医师取之，备药毒以疗疾疢也。知此义者，可以同文异取，同取异用，而不滞其迹者矣。古书断章取义，各有所用，拘儒不达，介介而争。
文辞，犹金石也；志识，其炉锤也。神奇可化臭腐，臭腐可化神奇。知此义者，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。有所得者即神奇，无所得者即臭腐。
文辞，犹财货也；志识，其良贾也。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，则贾术通于神明。知此义者，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。风尚偏趋，贵有识者持之。
文辞，犹药毒也；志识，其医工也。疗寒以热，热过而厉甚于寒；疗热以寒，寒过而厉甚于热。良医当实甚，而已有反虚之忧，故治偏不激，而后无余患也。知此义者，可以拯弊而处中矣。
转桔槔之机者，必周上下前后而运之。上推下挽，力所及也；正前正后，力不及也。倍其推，则前如坠；倍其挽，则后如跃；倍其力之所及，以为不及之地也。人之聪明知识，必有力所不及者，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。
五味之调，八音之奏，贵同用也。先后尝之，先后听之，不成味与声矣。
邮传之达，刻漏之宜，贵接续也。并驰同止，并直同休，不成邮与漏矣。书有数人共成者，历先后之传而益精，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。先后无争心，而同时有胜气也；先后可授受，而同时难互喻也；先后有补救，而同时鲜整暇也。
人之有能有不能者，无论凡庶圣贤，有所不免者也。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，则所求者，可以无弗得也。主义理者拙于辞章，能文辞者疏于征实，三者交讥而未见有已也。义理存乎识，辞章存乎才，征实存乎学，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。一人不能兼，而咨访以为功，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。
私心据之，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，则三者不相为功，而且以相病矣。
所谓好古者，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，正以今不殊古，而于因革异同，求其折衷也。古之糟魄，可以为今之精华。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，因糟魄之存，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。如类书本无深意，古类书尤不如后世类书之详备；然援引古书，为后世所不可得者，藉是以存，亦可贵宝矣。古之疵病，可以为后世之典型；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，因疵病之存，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。如《论衡》最为偏驳，然所称说，有后世失其传者，未尝不藉以存。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，将以明其义理尔。
出辞气，斯远鄙悖矣。悖者修辞之罪人，鄙则何以必远也？不文则不辞，辞不足以存，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。诸子百家，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，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。理不悖而鄙于辞，力不能胜；辞不鄙而悖于理，所谓五谷不熟，不如荑稗也。理重而辞轻，天下古今之通义也。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，则妍媸好恶之公心，亦未尝不出于理故也。
波者水之风，风者空之波，梦者心之华，文者道之私。止水无波，静空无风，至人无梦，至文无私。
演口技者，能于一时并作人畜、水火、男妇、老稚千万声态，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。千万声态，齐于人耳，势必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，故操约而致声多也。工绘事者，能于尺幅并见远近、浅深、正侧、回互千万形状，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。千万形状齐于人目，势亦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，故笔简而著形众也。夫声色齐于耳目，义理齐于人心，等也。
诚得义理之所齐，而文辞以是为止焉，可以与言著作矣。
天下有可为其半，而不可为其全者。偏枯之药，可以治偏枯；倍其偏枯之药，不可以起死人也。此说见《吕氏春秋》。天下有可为其全，而不可为其半者。樵夫担薪两钧，捷步以趋，去其半而不能行；非力不足，势不便也。
风尚所趋，必有其弊，君子立言以救弊，归之中正而已矣。惧其不足夺时趋也，而矫之或过，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。仅取救弊，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，则是担薪去半，而欲恤樵夫之力也。
十寸为尺，八尺曰寻。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，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，积小易差也。一夫之力，可耕百亩，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，集长易举也。学问之事，能集所长，而不泥小数，善矣。
风会所趋，庸人亦能勉赴；风会所去，豪杰有所不能振也。汉廷重经术，卒史亦能通六书，吏民上书，讹误辄举劾。后世文学之士，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。义之俗书，见讥韩氏。韩氏又云：“为文宜略识字。”岂后世文学之士，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？风会使然也。越人相矜以燕语，能为燕语者，必其熟游都会，长于阅历，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。及至燕，则庸奴贱婢，稚女髫童，皆燕语矣。以是矜越语之丈夫，岂通论哉？仲尼之门，五尺童子羞称五霸。必谓五尺童子，其才识过于管仲、狐、赵诸贤焉，夫子之所不许也。五谷之与稊稗，其贵贱之品，有一定矣。然而不熟之五谷，犹逊有秋之稊稗焉。而托一时风会所趋者，诩然自矜其途辙，以谓吾得寸木，实胜彼之岑楼焉，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。尊汉学，尚郑、许，今之风尚如此；此乃学古，非即古学也。居然唾弃一切，若隐有所恃。
王公之仆圉，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。而是仆圉也，出入朱门甲第，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：“吾门大。”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，以请治于王公，王公亦必挞而楚之，以谢闲家之不饬也。学问不求有得，而矜所托以为高，王公仆圉之类也。
“丧欲速贫，死欲速朽”，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。然则有为之言，不同正义，圣人有所不能免也。今之泥文辞者，不察立言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，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。
《春秋》讥佞人。《公羊传》。夫子尝曰：“恶佞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是佞为邪僻之名矣。或人以为“雍也仁而不佞”。或人虽甚愚，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？且古人自谦称不佞，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？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。荀子著《性恶》，以谓圣人为之“化性而起伪”。伪于六书，人为之正名也。荀卿之意，盖言天质不可恃，而学问必藉于人为，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。而世之罪荀卿者，以谓诬圣为欺诳，是不察古人之所谓，而遽断其是非也。
古者文字无多，转注通用，义每相兼。诸子著书，承用文字，各有主义，如军中之令，官司之式，自为律例；其所立之解，不必彼此相通也。屈平之灵修，庄周之因是，韩非之参伍，鬼谷之捭阖，苏张之纵衡，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。佛家之根、尘、法、相，法律家之以、准、皆、各、及、其、即、若，皆是也。
冯煖问孟尝君，收责反命，何市而归？则曰：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学问经世，文章垂训，如医师之药石偏枯，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。以学问文章，徇世之所尚，是犹既饱而进粱肉，既暖而增狐貉也。非其所长，而强以徇焉，是犹方饱粱肉，而进以糠秕；方拥狐貉，而进以裋褐也。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，吾见亦罕矣。
宝明珠者，必集鱼目；尚美玉者，必竞碔砆. 是以身有一影，而罔两居二三也。罔两乃影旁微影，见《庄子》注。然而鱼碔砆之易售，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。珠玉无心，而碔砆有意，有意易投也。珠玉难变，而碔砆能随，能随易合也。珠玉自用，而碔砆听用，听用易惬也。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，碔砆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，碔砆安得不售，而珠玉安得不弃乎？
鸩之毒也，犀可解之；瘴之厉也，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，必有犀焉；瘴厉之乡，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，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，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，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论次诸家流别，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，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，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其弊则漫无统纪，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扬榷古今利病，而立法度之准焉，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，随其风尚所趋，而瘴厉时作者，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
所虑夫药者，为其偏于治病，病者服之可愈，常人服之，或反致于病也。
夫天下无全功，圣人无全用。五谷至良贵矣，食之过乎其节，未尝不可以杀人也。是故知养生者，百物皆可服。知体道者，诸家皆可存。六经三史，学术之渊源也。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。
学问文章，聪明才辨，不足以持世；所以持世者，存乎识也。所贵乎识者，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，知其所偏之中，亦有不得而废者焉。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，知己所擅之长，亦有不足以该者焉。不得而废者，严于去伪，风尚所趋，不过一偏，惟伪托者，并其偏得亦为所害。而慎于治偏，真有得者，但治其偏足矣。则可以无弊矣。不足以该者，阙所不知，而善推能者；无有其人，则自明所短，而悬以待之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充类至尽，圣人有所不能，庸何伤乎？今之伪趋逐势者，无足责矣。其间有所得者，遇非己之所长，则强不知为知，否则大言欺人，以谓此外皆不足道。夫道大如天，彼不几天者，曾何足论。己处门内，偶然见天，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，有是理乎？曾见其人，未暇数责。亦可以无欺于世矣。夫道公而我独私之，不仁也；风尚所趋，循环往复，不可力胜，乃我不能持道之平，亦入循环往复之中，而思以力胜，不智也。不仁不智，不足以言学也。不足言学，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。
【 译文】
大道，是公有的；学习，是个人的事。君子通过学习来认识掌握大道，将彻底发挥人的能力而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。人指的是什么？指聪明才力，这是人在秉受元气之时所得到的，为个人所有；天指的是什么？指中正平直，这是本于天道而自然形成的，为天下共有。所以说大道为公而学习为私。
大道相同而学术流派可以不同，如韩非撰有《 解老》 、《 喻老》 这样的文章，列子撰有《 杨朱》 这样的文章，墨家叙述晏婴的事迹而编成《 晏子春秋》 ，可见各家作用不同，但道理上有相通之处。学术流派相同而个人的主张见解可以不同，如子张批评子夏关于交友的言论，荀卿非难孟子的主张，张仪攻破苏秦的合纵，宗旨没有什么差别，但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不同。
渥洼产的神马，可以载重三千斤而跑一千里，汇合两匹神马的力量，终究还是不能跑两千里。用来说明造诣独到之学，取决于他特有的聪明才智，其学问纵使有所偏网，也不是他人所能帮上忙的。两匹神马，不能跑二千里路，汇合两匹神马的力量，未尝不可载重六千斤而各跑一千里。用来说明鸿篇巨著的非凡学业，各自施展自己的特长，即使有互相矛盾之处，也不是某个人所能独自占有的。
文辞不是古人所看重的，起草讨论，修改润色，自然已经汇合了众人的力量来熔铸文辞。希望达到尽善尽美，不求用来自我夸粗。丁敬礼让曹子建为他的文章润色，说后世有谁知道改定我文章的人是谁，这是有意在欺编世人。保存那篇文章而同时又保存对它进行修改的好坏情况，这样可使后人读一个人的文章而从中获得两方面的益处，所带来的补益难道不大吗？
司马迁沿用《 尚书》 、《 左传》 、《 国语》 的文字，不是喜欢与前人一样，是因为情势上不得不这样。司马迁删改《 尚书》 、《 左传》 、《 国语》 的文字，班固删改司马迁的文字，不是喜欢与前人不同，也是因为情势上不得不这样。如同这里发生一件事，向人询问事情的原委经过，难道一定要他亲自看见听到吗？张某叙述从李某那里听到的事情，难道就是盗用偷袭吗？人心不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，张某叙述李某的话，但音容笑貌不能完全都像李某，难道这是故意与他不同吗？
孔子向周公学习，周公借鉴夏、商二代，二代本于唐尧、虞舜，唐尧、虞舜又效法前代，所以说：“大道的根源出于上天。”大概曾经观察了山下流出的泉水，在沙石中时隐时现，流动的曲折与笔直，从细微的源头逐渐变成巨大的水流，因而知道江河船只的初始状况；观察小孩子的申呀学语，有声音而没有言词，从表情动作上去揣求，因而知道文章著述最初的状况。
有某一朝代的史书，有某一国的史书，有某一家的史书，有某一人的史书。整理编排前朝旧事与自成一家之说这两种史书的含义隐晦不明，详见《 释通》 、《 答客问》 两篇。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代之史的含义了；州县方志与诸侯国史书的含义隐晦不明，详见《 方志》 篇。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国之史的含义了；谱谍不采取史官修史的惯用规则，详见《 家史》 篇，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家之史的含义了；诸子书的体例隐晦不明，文集撰著各逞私意，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人之史的含义了。
展喜接受展禽的命令，那么展喜使齐军撤退回国的一番辞令，说出自展禽是可以的，说出于展喜也是可以的。弟子继承老师的学说而撰成著作，朋友根据咨询请教的内容而确立自己的见解，后人采用古人的意思而敷演成文，不必隐瞒它们的出处，这对于著书立说来言自然也没有任何愧色。
曹子建喜欢别人指责批评他的文章，一有不好的地方，随时改正。指责的言辞可以保存下来，改定的文字也可以保存下来。文意高超而文辞不通顺的，则通过他人的妙笔来增添文彩；文辞丰富而学问疏浅的，则借助他人腹中的书籍来弥补。总归须有不朽的实质内容，取来借鉴的东西是不必隐瞒的。
陈琳为曹洪写信给魏太子，谈击破盗贼在地形上的便利与险要，这番意思自然出于曹洪，公开地把陈琳的文辞拿过来，收人曹洪的集子中也可以。但现在曹洪说：“我想叫陈琳代写，但陈琳最近有很多事，所以还是我自己动手，费尽了我老头子的心思。”又说：“奇怪你竟然轻视东家丘，说是请人代笔。”这是掩饰别人代著的丑行，‘所以不可收人曹洪的文集。
以禽鸟来打比方，思想见解是禽鸟的躯体，文辞则是禽鸟的翅膀。有大鹏那样千里之长的躯体，然后才能挥动遮天蔽日的翅膀。鹊雀借用雕鹰的翅膀，还未摆好起飞的架势就先跌倒了，何况是大鹏的翅膀呢？所以修辞不忌讳暂时借用，贵在具有能装载文辞的思想见解，与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够胜任而已。唉！这些话是很难对沉迷于文辞的肤浅之辈说的。
诸子有自为一家的宗旨，文体刚劲凝练，却可以参用他人的文辞；文集是各种杂撰的汇总，体裁齐备，却不敢借用他人的文笔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一般来说不是文采和言辞的情致不如诸子，而是思想见解的高超，有它离开了文辞而能够自立于不朽之地的东西，这方面不敢与诸子相比。果真有卓然不凡自成一家的文集，虽然收人了他人代笔的文章，那又有什么关系！
庄周的《 让王》 、《 渔父》 等几篇文章，后人辩论它们是真是假；屈原的《 招魂》 、《 大招》 这两篇辞赋，后人争论它们是否出于宋玉、景磋之手。多么固执浅陋啊，这些文人的见解！
醴泉，就是像醴酒一样甘甜的泉水；天下人没有谁不喝醛酒，却唯独对不能喝到甘甜如醴的泉水而感到遗憾。太严重了，世人看重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！
著作这种体裁，援引古书的义理，袭用现成的文字，不标明出处，不算掠人之美，因为在情势上有些无暇顾及。当然也一定要看著作的思想见解是否足以自立，没有什么需要借重于所引用的言辞，而且所引的文字均在世上流传，但我并不认为在我的著作中重复出现是个弊病，这样才可以与他谈论著作的事情。考证这种体裁，片言只字，也必须标明出处。所出之书，有的不止一二种，那一定要标最早的；譬如司马迁、班固的书中都有，便用《 史记》 而不用《 汉书》 。最早的书如果已经亡佚，则一定要标明所引用的书，譬如刘向的《 七略》 已经亡仗，但其分类尚见于塔汉书• 艺文志》 ；阮孝绪的《 七录》 已经亡佼，但其所载亡阁书目还见于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自注中，那么引《 七略》 、《 七录》 的文字，便一定要标出《 汉志》 、《 隋注》 。这就是“对残剩的内容出言谨慎”的成规定法。书有相同的内容而不引用最初的，这是浅陋的；引用亡佚的书而不标明出处，使人看了他所引用的书，简直就像逸书还存在似的。这是蒙骗人；以考证这种方式的书来援引著作的义例，以便自我掩饰剿窃的私货，这是荒 谬的。
文辞，犹如军队；思想见解，就像它的将帅。李广来到程不识的军队中，族旗营垒为之一新，不过并未每样东西都更换它，每件事情都改变它。知道这个意思的人，可以袭用现成的文字，而不一定非要出于自己所作。
文辞，犹如车船；思想见解，就像驾驶车船的人。车轮希望它牢固，船帆希望它迅捷，凡是使用车船的人，个个都是这样的。而驶向东西南北，则由驾驶人员来决定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可以任凭我使用文字，而不致于受到文字的驭使。
文辞，犹如物品；思想见解，就像使用它的工匠、医师。橙子、橘子、山植、梅子，厨师得到它，选择又甜又脆的来供作祭祀、宴会用的果品；医师拿过来，备作药物以便治疗疾病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相同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取用方法，取用相同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用途，而不留下它原来的痕迹。古书引文的断章取义，各有自己的用意，固执守旧的儒生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因此耿耿于怀而争论不休。
文辞，犹如金属和石头；思想见解，就像熔炉与铁锤。神奇可以化为腐臭，腐臭也可化为神奇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可以不拘守过去的定论。有自己的心得就是神奇，没有自己的心得就是腐哭。
文辞，犹如财货；思想见解，就像善于经营的商人。别人抛弃的我拿过来，别人需求的我拿出去，那么这样的经商之术便与神灵相通了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可以思量风尚而著书立说。风尚的偏正趋向，贵在有识之士来把握它。
文辞，犹如药品；思想见解，就像医生。用性热的药物治疗寒症，但热性过了头其结果则比原来的寒症更利害；用性寒的药物治疗热症，但寒性过了头其结果却比原来的热症更利害。高明的医生当病人寒、热之性过盛的时候，就己经有了由过盛而反变为亏缺的忧虑，所以治疗寒热之症不采用过激的手段，因而不会留下后患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，可以拯救弊病而不会矫枉过正。
使用桔棒这种级水工具，如果要上下前后环绕着来运转，朝上举往下拉，这是力量所能用得上的；正前方与正后方，则是力量所够不到的。加倍用力一举，那么前头便如忽然坠落，加倍用力一拉，那么后头便如凌空跃起，在力所能及的方面加倍用力，以代替力所不及之处。人的聪明知识，一定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，不可不知道在力所能及的方面应当加倍努力。
五味的调和，八音的演奏，贵在同时并用。先后去品尝，先后去聆听，便不成味道与音乐了。骤站的传递，漏壶计时的值班，贵在延续不断。所有的释马一起停下来，所有的值班人员同时都休息，便不成邮递与计时了。书有数人共同完成的，经历先后相传便越来越精密，获得同时人相助的则越来越粗疏。因为先后相隔便没有竞争的念头，而同时代人便有好胜的意气；有先有后便可以传授，而同时之人则难以互相理解；先后相继便有补救，而同时之人则很少有从容不迫的时候。
人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圣人贤士，都不免有这种情况。如果互相取长补短以他人所能来代替己所不能，那么他所追求的就没有什么不能达到。注重儒家义理之学的人拙于写作诗文，擅长文章的人在征引事典上又有欠缺，兰者互相讥刺而无休无止。义理之学在于见识，诗文创作在于才华，征引事典在于学间，因而刘子玄有才、学、识三长难兼一身的言论。一人不能兼有众长，因而向人咨询访问来以长补短，未曾见古人中断的学间不能被继承下来。被私心控制，唯恐不是由我来独占其名，那么三者就不能互相补益，而且还互相损害呢。
所谓爱好古代的文化，不是说古代的一定胜过今天的，正因为今天与古代没有什么截然不同，而想在沿革的同异上寻求折衷的方法。古伏的糟粕，可以变为今天的精华，不是看重糟粕而把它径直作为精华，而是根据糟粕的存在可以想见精华所产生的地方；如类书本来没有深意，古代的类书尤其不如后世的类书那样详备，但是它援引古代的书籍，为后世所无法看到的典籍借此书得以保存，也值得当作宝贝珍惜了。古代的毛病，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，不是把毛病拿过来直接作为法则，而是根据毛病之所在可以想见法则之所在。知《 论衡》 最为驳杂不纯，但它所称引的，有的后代已经失传了，未尝不是凭借它而得以保存下来。这么说，治学上重视考证的原因，不过是为了用它来阐明儒家的义理罢了。
“说话时多考虑言辞声调，这样就可以远离粗鄙与错误。”错误是修辞的罪人，粗鄙却又为何一定要远远避开？没有文采便不成言辞，言辞不足以流传，那么连同用言辞来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将一起消亡。诸子百家，违背道理而流传下来的是有的，却没有言辞粗鄙而流传下来的。道理上没有违背而言辞上很粗鄙，只是力量上不能胜任；言辞不粗鄙却违背道理，这就是所谓的五谷不熟，还不如稗子。道理重要而言辞轻微，这是天下古今共通的道理。但粗鄙的言辞敌不过错误的道理，这是因为喜欢美丽厌恶丑陋的共同心理，也未尝不是出于一定的道理。
波是水上的风，风是天空的波，梦是心中的花，文章是道义的私心。静止的水没有波，宁静的天空没有风，超凡脱俗的人没有梦，最完美的文章没有私心。
表演口技的人，能在一时之间同时表演出人畜、水火、男女、老幼的千万种声音情态，并非真的能用一张口发出千万种声音情态。千万种声音情态汇集于人的耳朵，势必要有所限制，只选取那些能汇集到人耳的声音就可以了，所以用简单的道具而能造成声音众多的效果。善于绘画的人，能在一尺见方的范围内同时表现远近、浅深、正面侧面、回环交错的千万种形状，并非真的在尺幅之内可以具备千万种形状。千万种形状一起展现在人的眼前，势必也要有所限制，只选取那些能展现于眼前的形状就行了，所以用笔简略而表现的形状很多。声音色彩汇集于人的耳目，儒家经义道理汇集于人的心中，这是一样的。如果义理已得到充分地表现，那么文辞的使用就到此为止，这样便可以与他谈论著作了。
天下有的事物只能局部起作用，而不能对整体有作用。救治偏瘫的药可以治疗好偏瘫，把偏瘫药量加大一倍却不能够将死人救活。此说见《 吕氏春秋》 。天下有的事物从整体上可以做好，却无法分开做。打柴的人挑着六十斤重的柴火，快步朝前，拿掉它一头却不能行走，不是力量不够，而是情势上不方便。风尚的趋向变化，必定有它的弊病，君子著书立说来纠正弊端，使它回到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上就行了。害怕不足以压倒时尚或许矫枉过正，这便是加倍使用偏瘫之药而想把死人救活；只管纠正弊端而不阐明这个道理的全部，这便如挑柴火拿掉一头而想照顾打柴人的体力一样。
十寸为一尺，八尺为一寻。量八十尺可以得到十寻，量八百寸却不能够得到十寻，因为小的积累起来容易产生误差。一个男人的力量可以耕种一百亩，汇合八个男人的力量却可以耕种九百亩，因为聚集了他们的长处而容易配合劳作。学问这种事，能汇集众人之所长而不拘泥小的差别，那就好了。
风气所向，庸人也能勉强投人其中，风气一过，豪杰也有不能重振的地方。汉朝重视经学，小官吏也能通晓六书，官吏百姓上书如果文字有讹误便会受到弹幼。后代的文人学者，不熟悉六书的人太多了。匡羲之的那种通俗流行的书体，受到了韩愈的讥讯。韩氏又说。“凡是写诗作文的人应该略微懂点文字。难道后代的文人学士，聪明智力比不上汉朝的小官吏吗？这是风气造成的。越国人以能说燕国的语言互相夸耀，能懂燕国语言的人，他一定周游了各大都会，阅历丰富，而口舌又自然伶俐过人。等到了燕国，连平庸的奴隶、卑贱的脾女以及幼小的儿童，都能说燕国话。以此向讲越国语言的大丈夫来夸耀，难道是通达的观点吗？孔子门下，五尺高的儿童，也羞于称扬五霸。一定要说五尺高的儿童，他们的才能见识超过了管仲、狐堰、赵衰诸位贤士，孔夫子也不会同意的。五谷与稗子，它们的贵践品位是有规定的，但是没有成熟的五谷，仍然比不上秋天丰收的稗子。依托于一时的风气所向的人，很神气地自我夸耀起他所开辟的道路，认为我所得到的寸木，实际上胜过了别人的高楼，这也可称作不明达事理呀！零索汉学，崇尚郑玄、许懊，今天的风尚如此。这是学古，并非就是古学，竟然唾弃一切，似乎私下有所倚仗。
王公家驾车养马的人，其地位未必比士大夫的亲信和引见人更高。但是这些驾车养马的人，出入朱门大院，很神气地自认为不同凡响，骄傲地对士大夫说：“我的门大。”不知道士大夫固然可以大声斥责并把他绑起来，以便请王公治罪；王公也一定会用鞭子抽打得他们痛苦不堪，以表示治家不够谨慎的歉意。学问不求有自己的心得，而夸耀所依托的靠山以为很高明，这与王公家赶车养马的人是同一类的。
“丧失了禄位就希望赶快变得贫困，人死了就希望赶快腐朽掉”，有子认为这不像仁爱的君子说的话。这么说，针对某些特定的事情而讲的话，与通常的含义不同，这在圣人孔夫子身上也有所难免。现在沉迷于文辞的人，不考察别人发表这番言论所针对的具体情况，而匆忙给它定下是非结论，这是想要求人才能必须胜过孔子。
《 春秋》 讥刺侯人。见《 公羊传》 。孔夫子曾经说过：“憎恨位人之口颠覆国家。”这么说“按”是一个邪恶不正的名称。有人以为“冉雍有仁德却没有俊才”，那人即使很愚蠢，却何至于可惜仁人而不能做邪恶不正的事情？而且古人自己谦称“不按”，难道是把不能邪恶不正作为谦逊吗？这么说“候”又是聪明才智机辩的通称。荀子撰写《 性恶》 篇，以为圣人为了“改变人的恶劣本性而兴起了人为的做法”。“伪”字从六书上讲，就是人为它正名。荀卿的意思，大概是说天生的资质不可依赖，而学问一定要借助于人为，不是指欺骗虚伪的“伪”。但世上指责荀卿的人，认为他诬蔑圣人为欺骗，这是未明察古人所说的意思，便匆忙判断他的对错。
古时候文字不多，辗转训释互相通用，字义上常常互相兼备。诸子著书，沿用前人的文字，各有自己确定的含义，就像军中的命令，官府的制度，自己制定法律条例。他们所确立的解释，不一定要彼此相通。屈原所称的“灵修”，庄子所用的“因是”，韩非所用的“参伍”，鬼谷子所用的“摔阖”，苏秦、张仪所说的“纵横”，都是改用在他人文章中而不知道它所说的意思的词。佛教中的“根尘”、“法相”等，法律上的“以准”、“曹各”、私及其”、“即若”等词，都是这样的。
冯媛问孟尝君，收取完债息回来复命，买什么东西带回家？孟尝君便回答说：“根据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决定吧。”学问治理国事，文章垂示教训，如同医生用药物治疗偏瘫一样，也要根据世上所缺少的东西而决定。以学间、文章来追循世人所崇尚的东西，这就像已经吃饱了还给他送上精美的膳食，已经很暖和了还给他增添皮衣；不是他所擅长的而勉强去追循它，这就像正好吃饱了精美的饭食却给他送来糠皮和瘪谷，正穿着狐皮大衣却给他送来粗布衣服。对于在暑天里供给人皮衣而在冬天里资助人葛布衣服的事情，我所见到的也太稀少了。
珍视明珠的人，必定会收集来鱼目；崇尚美玉的人，一定会竞购斌砍。因此身上有一个影子，而阁两却有二三个。阁两就是影子旁边隐微的淡影，见《 庄子》 注。但是鱼目、斌砍出售很容易，．与明珠美玉比较要快出一倍。珠玉无心但斌砍有意，有意便容易投机；珠玉难变但斌砍能随意而变，能随意便容易相合；珠玉自用但斌砍却任人使用，任人使用便容易让人满足。珠玉身处这三种艰难的形势下而又没有一定的价钱，斌砍利用这三种容易的条件而要求的价格又很低廉，斌砍哪能卖不出去，而珠玉又怎么能不被抛弃呢？
鹤羽的毒，犀牛的角可以消解它；瘴气引起的疾病，槟榔可以治好它。有鸡鸟的地方，必定有犀牛；流行瘴病之处，一定有槟榔。天地生育万物的仁德，也是滋生消亡相生相克的道理中所本来就有的。汉代的儒生讲解经文注重专门传授，专门受授则渊源关系不会混乱，其弊端在于个人独断、抱残守缺，而失之于狭隘孤陋。刘欲的《 七略》 ，论定各家流派而推阐官府礼法的遗蕴，就是用来救治孤陋这种瘴病的。唐代修史设置馆局，在史馆里史官可以各自施展自己的长处，其弊端则在漫无纲纪，而失之于散乱。刘知攒的《 史通》 ，评论古今利弊而确立法度准则，就是用来治疗散乱这种瘴病的，学问文章，如果追随风尚所向而瘴病不时地发作起来，不可不知道槟榔、犀角的作用。
为药所忧虑的缘故，是它偏于治病，病人服用它可以治好病，正常人服用它，或许反而招来病。天下没有什么具有齐全的功效，圣人也不是万能的。五谷是最宝贵的，但食用超过了限度，未尝不可以杀死人。因此懂得养生的人，万物都可以服用；知道躬行正道的人，各家学说都可以并存。六经三史，是学术的渊源，从这里我看见了不善于治学的人所患的瘴病。
学问文章，聪明才智，不足以维持世道，能够用来维持世道的，在于见识。之所以重视见识，不只是能够把握风尚的偏向而已，还知道风尚的偏差之中也有不可废弃的东西；不只是能够使用独自擅长的东西而已，还知道自己所擅长的也有不足以包罗全部的地方。对于不能废弃的，要严格地去除虚假的东西，风尚所向，不过有些偏差，唯有伪托者，连同风尚偏差中的独自心得也被它所损害。慎重治理其偏差，对真正有心得的，只治理其偏差就可以了。那么就可以没有弊端了。不足以包罗全部，便把不懂的暂时保留着，而善于去寻找高明的人；没有那样的人，便自己说明不懂的地方而留待后人来解决，人各有所能也有所不能，推类到极．点，圣人也有所不能，有什么关系呢？现今假胃追逐时尚的人，是不值得去责怪的。其中有．氛创见的人，遇到不是自己所挂长的，却强不知以为知，要不然便说些大话欺骗人，认为除他所言之外都不值得谈论。道大如天，那些没看见过天的．人，又哪里值得去谈论呢。自己身处门内，偶然见到一片蓝天，却说门外的天空都不值得谈论，有这种道理呜？我曾经见过这种人，还没有空闲来一一指责他。这样也可以无欺于世了。大道属于公有而我独自据为己物，这是不仁义的。风尚的发展变化，循环往复，不可用人力战胜它，而我不能坚持大道的平正，也卷人到风尚的循环往复之中，却想用人力来战胜它，这是不明智的。不仁不智，是不足以与他谈论学间的。不足以谈论学问，但七嘴八舌谈论学问的人却到处都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