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之有序，所以明作书之旨也，非以为观美也；序其篇者，所以明一篇之旨也。至于篇第相承，先后次序，古人盖有取于义例者焉，亦有无所取于义例者焉，约其书之旨而为之，无所容勉强也。《周易。序卦》二篇，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义，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而下，承受各有说焉。
《易》义虽不尽此，此亦《易》义所自具，而非强以相加也。吾观后人之序书，则不得其解焉。书之本旨，初无篇第相仍之义例，观于古人而有慕，则亦为之篇序焉。猥填泛语，强结韵言，以为故作某篇第一，故述某篇第二，自谓淮南、太史、班固、扬雄，何其惑耶？夫作之述之，诚闻命矣。故一故二，其说又安在哉？且如《序卦》，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必有其义。
盈天地间惟万物，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之义也。故受之以《屯》者，盖言不可受以《需》、《讼》诸卦，而必受以《屯》之故也。《蒙》、《需》以下，亦若是焉而已矣。此《序卦》之所以称次第也。后人序篇，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。必于甲前乙后，强以联缀为文，岂有不可互易之理，如《屯》、《蒙》之相次乎？是则慕《易》序者，不如序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为得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篇次，岂尽无义例哉？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则无是也。六艺垂教，其揆一也，何必优于《易》序，而歉于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序乎？赵岐《孟子篇序》，尤为穿凿无取。
夫书为象数而作者，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。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，必求象数以实之，则凿矣。《易》有两仪四象，八八相生，其卦六十有四，皆出天理之自然也。《太玄》九九为八十一，《潜虚》五五为二十五，拟《易》之书，其数先定，而后搞文，故其篇章，同于兵法之部伍，可约而计也。司马迁著百三十篇，自谓绍名世而继《春秋》，信哉，三代以后之绝作矣。然其自拟，则亦有过焉者也。本纪十二，隐法《春秋》之十二公也。《秦纪》分割庄襄以前，别为一卷，而末终汉武之世，为作《今上本纪》，明欲分占篇幅，欲副十二之数也。夫子《春秋》，文成法立，纪元十二，时世适然，初非十三已盈，十一则歉也。汉儒求古，多拘于迹，识如史迁，犹未能免，此类是也。然亦本纪而已，他篇未必皆有意耳。而治迁书者之纷纷好附会也，则白十二本纪，法十二月也，八书法八风，十表法十干，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，七十列传法七十二候，百三十篇法一岁加闰，此则支离而难喻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表法十干，纪当法十二支，岂帝纪反用地数，而王侯用天数乎？
岁未及三，何以象闰？七十二候，何以缺二？循名责实，触处皆矛盾矣。然而子史诸家，多沿其说，或取阴阳奇偶，或取五行生成，少则并于三五，多或配至百十，宁使续凫断鹤，要必象数相符。孟氏七篇，必依七政；屈原《九歌》，难合九章。近如邓氏《函史》之老阳少阳，《景岳全书》之八方八阵，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？
古人著书命篇，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；六艺之文，今具可识矣。盖有一定之名，与无定之名，要皆取辨甲乙，非有深意也。一定之名，典谟、贡、范之属是也；《帝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，皆古经定名。
他如《多方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梓材》之类，皆非定名。无定之名，《风》诗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属是也。皆以章首二字为名。诸子传记之书，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，随文起例，不可胜举；其取辨甲乙，而无深意，则大略相同也。象数之书，不在其例。夫子没而微言绝，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固六艺之奥区矣；然《学而》、《为政》诸篇目，皆取章首字句标名，无他意也。《孟子》七篇，或云万章之徒所记，或云孟子自著，要亦诵法《论语》之书也。
《梁惠王》与《公孙丑》之篇名，则亦章首字句，取以标名，岂有他哉？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，而过求篇外之标题，则于义为凿也。师弟问答，自是常事，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，何足异哉？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，乃当世之诸侯大夫，孔子道德为王者师，故取以名篇，与《公冶》、《雍也》诸篇，等于弟子之列尔；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、《滕文公》，皆当世之诸侯，而与《万章》、《公孙丑》篇同列，亦此例也；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。
就如其说，则《论语》篇有《泰伯》，古圣贤也。《尧曰》，古圣帝也。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？《微子》，孔子祖也。《微子》名篇，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？且诸侯之中，如齐桓、晋文，岂不贤于卫灵？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，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，不应取此也。晏婴、蘧瑗，岂不贤于季氏？同在章中，何不升为篇首，而顾去彼取此乎？孟子之于告子，盖卑之不足道矣。乃与公孙、万章，跻之同列，则无是非之心矣。执此义以说书，无怪后世著书，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，滔滔未已也。
或曰：附会篇名，强为标榜，盖汉儒说经，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。然汉儒所以为此，岂竟全无所见，而率然自伸其臆欤？余曰：此恐周末贱儒，已有开其端矣。著书之盛，莫甚于战国；以著书而取给为于禄之资，盖亦始于战国也。故屈平之草稿，上官欲夺，而《国策》多有为人上书，则文章重，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。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之篇，秦王见之，至恨不与同生，则下以是于，上亦以是取矣。求取者多，则矜榜起，而饰伪之风亦开。余览《汉。艺文志》，儒家者流，则有《魏文侯》与《平原君》书。读者不察，以谓战国诸侯公子，何以入于儒家？不知著书之人，自托儒家，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，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；其书不传，后人误于标题之名，遂谓文侯、平原所自著也。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，岂有道德可为人师，而诸侯卿相，漫无择决，概焉相从而请业哉？必有无其事，而托于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。《国策》一书，多记当时策士智谋；然亦时有奇谋诡计，一时未用，而著书之士，爱不能割，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。如苏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，其明征也。然则贫贱而托显贵交言，愚陋而附高明为伍，策士夸诈之风，又值言辞相矜之际，天下风靡久矣。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，遂谓圣贤道德之隆，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，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。呜呼！此则囿于风气之所自也。
假设问答以著书，于古有之乎？曰：有从实而虚者，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，称述尧、舜、孔、颜之问答，望而知其为寓也；有从虚而实者，《屈赋》所称渔父、詹尹，本无其人，而入以屈子所自言，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，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。有从文而假者，楚太子与吴客，乌有先生与子虚也；有从质而假者，《公》、《谷》传经，设为问难，而不著人名是也。后世之士，词掞藻，率多诡托，知读者之不泥迹也。考质疑难，必知真名；不得其人，而以意推之，则称或问，恐其以虚构之言，误后人也。近世著述之书，余不能无惑矣。理之易见者，不言可也；必欲言之，直笔于书，其亦可也。作者必欲设问，则已迂矣；必欲设问，或托甲乙，抑称或问，皆可为也。必著人以实之，则何说也？且所托者，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，而少有声望者也，否则不足以标榜也；至取其所著，而还诘问之，其人初不知也，不亦诬乎？且问答之体，问者必浅，而答者必深；问者有非，而答者必是。今伪托于问答，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，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，不亦薄乎？君子之于著述，苟足显其义，而折是非之中，虽果有其人，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，况本无是说而强坐于人乎？诬人以取名，与动人以求利，问以异乎？且文有起伏，往往假于义有问答，是则在于文势则然，初不关于义有伏匿也；倘于此而犹须问焉，是必愚而至陋者也。今乃坐人愚陋，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，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。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，上官召之，适与某推官者同见。
上官诘之，其人复吟诗以自解，而结语云问某推官。推官初不知也，惶惧无以自白，退而诘其何为见诬，答曰：非有他也，借君衔以叶韵尔。
问难之体，必屈问而申答，固非义理有至要，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。
孟子拒杨、墨，必取杨、墨之说而辟之，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。故引杨、墨之言，但明杨、墨之家学，而不必专指杨朱、墨翟之人也。是其拒之之深，欲痛尽其支裔也。盖以彼我不两立，不如是，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。彼异学之视吾儒，何独不然哉？韩非治刑名之说，则儒、墨皆在所摈矣。墨者之言少，而儒则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皆为儒者所称述，故其历诋尧、舜、文、周之行事，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。故诸《难》之篇，多标儒者，以为习射之的焉。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，君子之所不屑较也。然而其文华而辨，其意刻而深，后世文章之士，多好观之。惟其文而不惟其人，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。
王充《论衡》，则效诸《难》之文而为之。效其文者，非由其学也，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；且其所诘，传记错杂，亦不尽出儒者也；强坐儒说，而为志射之的焉，王充与儒何仇乎？且其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诸篇之辨难，以为儒说之非也，其文有似韩非矣。韩非绌儒，将以申刑名也；王充之意，将亦何申乎？观其深斥韩推鹿马之喻以尊儒，且其自叙，辨别流俗传讹，欲正人心风俗，此则儒者之宗旨也。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？韩非宗旨，固有在矣；其文之隽，不在能斥儒也。王充泥于其文，以为不斥儒，则文不隽乎？
凡人相诟，多反其言以诟之，情也；斥名而诟，则反诟者必易其名，势也。
今王充之斥懦，是彼斥反诟，而仍用己之名也。
【 译文】
书有序文，是用来说明著书宗旨的，不是为着美观用的。为一篇而作的序，是为了说明一篇的宗旨。至于篇目相承，先后次序，古人有的是依据义例而定的，也有与义例无关的，概括其书的要旨而安排次第，没有什么勉强的。《 周易• 序卦》 二篇，说明六十四卦排列次序的意义，《 乾》 、《 坤》 、《 屯》 、《 蒙》 四卦以下，每卦前后相承都有说明。《 易经》 的意义虽然不完全在这里，但这也是《 易经》 本身所具备的意义，而不是勉强加上去的。我看后人为书作序，却未得其解。著作本来的旨意，并没有篇目次序士前后相承的义例，看到古人而心生羡慕，便也为每篇作序。随便填上一些空泛的言辞，勉强联结几句韵语，便成为“故作某篇第一”, “故述某篇第二”，自认为是仿效淮南王刘安、太史公司马迁、班固、扬雄，多么糊涂呀！创作某文传述某文，诚然我是听说过的，故为第一故为第二，这个道理又在哪里呢？就像《 序卦》 ，《 屯》 卦次于《 乾》 、《 坤分二卦之下，一定有它的含义。充满天地之间的是万物，这就是《 屯》 卦次于《 乾》 、《 坤》 二卦之下的意义。《 序卦》 言“所以承接《 屯》 卦”的意思，是说不可以尝需》 、《 讼》 诸卦相接，而一定要承接《 屯》 卦的缘故。《 蒙》 、《 需》 以下，也不过像这样而已。这就是《 序卦》 为什么要说明各卦次第的原因。后人为篇作序，不过说此篇不可不作罢了。一定要在某篇前某篇后的次序上，勉强连接成文，哪有不可互换的道理，就像《 屯》 、《 蒙》 那样前后相次吗？那么模仿《 周易》 的序，还不如《 诗经》 、《 尚书》 的序那般得体。《 诗经》 、《 尚书》 的篇次，难道完全没有义例可寻吗？但一定要说某篇如何而承接某篇，则没有这个道理。六经垂示教训，它们的道理准则是一样的，何必要称赞《 周易》 的序而不满意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的序呢？赵岐的《 孟子篇序》 ，尤为穿凿附会而不可取。
书是为象数而作的，其篇章的次第关系便可以用象数来探求；其书原本与象数无关的，一定要探求其象数来证实它，那就很牵强了。扬雄的《 太玄经》 九九相重为八健一，司撼光的《 潜虚》 五五相重为二十五，都是仿照《 易经》 撰写的抓其数目先确定下来然后再撰文，所以它的篇章如同兵法中军队的编制，可以大约计算到。司马迁著《 史记》 百三十篇，自称能继承政治清明的时代、接续孔子的《 春秋》 ，确实如此，它是夏商周三代之后的绝作。但他自己拟定的条例，也有过当的地方。本纪十二篇，暗中效法《 春秋》 的十二公。《 秦本纪》 分割秦庄襄王以前另为一卷，而最后止于汉武帝时代，为之作《 今上本纪》 ，很明显是为了分开多占篇幅，想让它符合十二这个数字。孔夫子作《 春秋》 ，著作完成后规则才确定下来，纪元有十二国君，因为所处的时代恰好是这样，原本不是纪十三君便已经满了，纪十一君便有亏缺。汉代儒生探求古人著作，多拘泥于表像，像司马迁这样有见识的，仍不能不受影响，所举十二纪就是这种情况。但也只是本纪而已，其他篇目未必都有特别的用意。而研究《 史记》 的人大多喜欢附会，说十二本纪仿效十二月，八书仿效八风，十表仿效十千，三十世家仿效一月三十天，、七十列传仿效七十二候，一百三十篇仿效一岁加上一个闰月，这些都是支离破碎很难弄明白的。即使如他们所说，那么表如果仿效十干，本纪便应当是仿效十二地支，难道皇帝本纪会倒过来使用表示地数的十二支，而王侯却使用表示天数的十干吗？未满三年，凭什么去仿效添加闰月？七十二候，为什么缺少了二个？根据其名称来探求它们的实质，到处都是互相矛盾的地方。但是撰写、研究子书史书的学者多沿用这种学说，或者取阴阳奇偶进行解说，或者用五行相生进行解说，篇幅少的则合并在三五个篇章中，多的则相配到百一｝一个篇章，宁可把野鸭的短腿接长、白鹤的长腿截短，总归要使篇章与象数相符合。《 孟子卜匕篇，一定要依据日月五星来解说；屈原的《 九歌》 ，却与九章之数不合。近代如邓氏《 函史》 所分的老阳、少阳等，《 景岳全书》 所分的八方八阵，那又与儿戏相差多少呢？
古人著书为文章取名，只是为了区别甲篇、乙篇，没有什么深意。六经中的文章，现在都能读懂。大概有固定不变的名称与不固定的名称两类，但总归都是为了区别甲篇、乙篇，并非有何深意：固定不变的名称，如典、漠、贡、范之类就属于此；如《 尚书分中的《 帝典》 、《 皋陶谟》 ，《禹贡》 、《 洪范》，都是古代经书中固定的名称；其他如《 尚书》中《多方》 、《 多士》 、《 梓材》 之类的，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名称。不固定的名称，《 风诗》 、《雅》 、《 颂》 之类就属于此。其诗都是以章首二字作为诗题的。诸子传记这类书，也有固定的名称与不固定的名称，根据文章内容而确定体例，这是不胜枚举的。但它们只是为了区别甲、乙而没有深意，却大致是相同的。象数方面的书，不在此例之中。孔夫子去世后微言大义就断绝了，《 论语》 二十篇，自然是儒家经典的深奥所在了。然而《 学而》 、《 为政》 等篇目，都是取用章首的字句作篇名的，没有其他的意义。《 孟子》 七篇，有的说是万章等弟子所记，有纳说是孟子自己撰写的，要之也是称烦效法《 论语》 一书的。《 梁惠王》 与《 公孙丑》 的篇名，那也是章首的字句，取来标作篇名，哪有别的意思呢了解说者不求篇中的思想内容，而过于讲求篇外的标题，那么在义理上来说就显得牵强附会了。老师学生互相问答，自然是平常的事情；偶然处于篇首而用来作为篇名，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呢？解说的人以为卫灵公与季氏，是当代的诸侯、大夫，孔子的道德为王侯所效法，故取来作为篇名，与《 公冶长》 、《 雍也》 等篇一样，都同属于弟子之列；《 孟子》 篇名有《 梁惠王》 、《 滕文公》 ，二人都是当代的诸侯，而与《 万章》、《公孙丑》二篇同在弟子之列，也是这一体例。这可说是穿凿时会而没有道理了。即使如他所说，那么《 论语》 有《 泰伯》 一篇，泰伯是古代的圣贤；有《 尧曰》 一篇，尧为古代的圣明君主，难道也将把孔子推为尧与泰伯的老师吗？微子，是孔子的祖先，以微子作为篇名，难道将把祖先当作学生吗？况且诸侯之中，如齐但公、晋文公，难道不比卫灵公更贤明吗？弟子自然是从同时代这个角度说的，那么同时代的鲁哀公与齐景公也比卫灵公更贤明，不应该取卫灵公。晏婴、莲缓，难道不比季氏更贤明吗？同在一篇中，为什么不把他们安排到篇首，却反而舍彼而取此呢？孟子对于告子，大概是轻视他的以为不屑一提，却也与公孙丑、万章升到同等的地位，可见对此没有什么褒贬的用意。持这种观点来解说古书，难怪后人著书，妄自效法古人却不能真正理解占人用意的人，正在连续不断地涌现。
有人说：附会篇名，强作品评，大概是汉代儒生解说经书，探求篇名之意而不免太过分的缘故。但汉代经师之所以这样做，难道竟然完全没有一点依据而轻率地申述自己的臆说吗？我回答说：这恐怕在周代末年卑微的儒生已经开了头。著书的盛况，没有能超过战国时期的了；把著作用作谋求傣禄的凭借，大概也始于战国。所以屈原的草稿，上官大夫想夺为己有，而《 战国策》 中也多有为他人上书之事，因此文章受到重视而著书也打开了假借他人之手的门路。《 五蠹》 、《 孤愤》 两篇文章，秦王看见后，以至恨不能与作者同时而生，这么说下面的人用文章来求取禄位，国君也是凭文章来选用人的。通过文章求取禄位的人多了，那么夸耀标榜便逐渐兴起而粉饰假托之风也出现了。我翻阅《 汉书• 艺文志》 儒家类的著作，便有《 魏文侯》 与《 平原君》 两种书，读者不了解情况，认为战国时的诸侯、公子怎么归人到儒家？不知道是著书的人自托于儒家，叙述诸侯、公子向他请教学业提出疑难，因而以请教学业者的名字作为篇名放在卷首。其书没有流传下来，后人误解标题的名称，于是便认为是魏文侯、平原君自己所撰写的。短时间内追逐时尚而著书的人，哪有道德可称为人的老师，使诸侯卿相毫无选择，一律跟随他来请教学业呢？一定是本来没有这种事而假托于所交游的显贵来欺世盗名的人。《 战国策》 一书，多记当时谋士的智谋，但也时常有奇谋诡计一时间没被国君用上，著书的人又不能忍痛割爱，便假设主客互相问对辩难以求心中快慰，如苏秦对薛公及楚太子之事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。贫贱之人而依托显贵交相进言，愚陋之人而攀附高明之士作为同类，谋士夸耀欺诈的风气，又恰逢以言辞互相炫耀之际，天下之人竞相仿效已经很久了。而解说经书的儒生眼见当日时事如此，便认为有崇高道德的圣人贤士，一定要借重诸侯卿相一起来拜师推许，然后才有办法出人头地超越一世之上。唉！这是囿于当时风气而产生的错误看法。
假设问答来著书，在古代就有吗？回答说：有的看起来实有其人而实际上并无其事，如《 庄子》 、《 列子》 中的寓言叙述尧与舜、孔子与颜回的问答，一望就知道它是有所寄托的；有的看起来为虚构而实际上并不虚诞，如屈原辞赋中所称的渔父、詹尹，原本没有这些人，而加进屈原自已所说的话，那么渔父这些人是不存在，但屈原固然是有的，这也可一望而知它是有所寄托的。有的假托很有文采，如枚乘《 七发》 中的楚太子与吴客，司马相如《 子虚》 中的乌有先生与子虚；有的假托很质朴，如《 公羊传》 、《 敦梁传》 解释经文，假设间难而不写出间答者的名字，就属于这一类。后代的人，铺陈辞藻，大多是些奇异的假托，因为知道读者对此不会拘泥形迹。考辨质问其中的疑难，必定知道他的真名；没有其人而凭主观推测，便称“或问”，害怕以虚构的言论误了后人。近代撰述的书，我不能没有疑惑。显而易见的道理，不说是可以的。一定要说它，径直写人书中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作者一定要假设问答，便已经显得迂拙了。一定要假设问答，或者托之甲、乙，或者称“或问”，都是可以的，而一定要标写人名来坐实它，却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而且所假托的人，又一定是取用同时代的与他有交往而且还略有声望的人，否则不足以标榜自己。到取来他的著作而回头追问文中的问难者，那人却一点也不知此事，岂不是很冤枉吗？况且问答之体，提间的内容一定很浅显而回答的却一定很深奥，提间内容有错误而回答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。现在伪托于问答，这是常把深奥与正确的东西归为自己，而把浅陋与错误的东西推给别人，岂不是很不厚道吗？君子对于著述，如果足以表明文义而评判是非，即使真有其人，还将遮掩他的姓名以保存忠厚的用心，更何况原本没有此说而强行加在别人头上呢？诬陷人来获取名声，与抢劫人来谋取钱财，有什么不同呢？况且文章的起伏变化，往往借助于内容上的有问有答，这本来取决于文章气势变化所致，与文义上的埋伏隐匿一点也没有关联。倘若在这个地方还必须发问，这一定是愚蠢而又最浅陋的人。现在把别人推到愚蠢浅陋的境地，而供作自己文章起伏之用，这便如同借推官这个头衔来押韵一样。从前有个身为僚属的人吟诗毁谤上司，上司把他叫来，恰好与某位推官同时进见。上司责问他，那人又吟诗来自我辩解，诗的末尾说“问某推官”，那位推官从来不知道此事，惶恐不安无法自我表白。出来以后推官责问那人为什么诬陷他，那人回答说：“没有别的缘故，只是借您的官衔来押韵罢了。”
洁问辩难的体例，必定要使问方受屈而让答者充分申述，所以如果不是在儒家经义道理上有至关重要的关系，君子不希望标明问方的姓氏。孟子抵制杨朱、墨翟，一定要选取杨、墨的学说来批驳它，便不只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他们的学说。所以引用杨朱、墨翟的言论，只是表明杨、墨两家的学说，而不一定专指杨朱、墨翟自己本人。这表明孟子的抵制很深刻，希望彻底清除他们的流派。大概因为彼此两种学说不能同时共存，不这样做不足以阐明先王的大道。那些异端邪说对待我们儒学，何曾不是这样呢？韩非研究刑名之说，那么儒、墨两家学说都在他所摈弃之列。墨家的言论很少，而儒家则有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六经，都为儒生所称述，所以韩非对尧、舜、文王、周公事迹的一一诽谤，必须借儒家的言论来进行辩驳。所以他的诸篇《 难》 文，大多标明儒家人物作为练习射箭的靶子，这在他来说也是不得不如此，因此君子不屑于与之计较。然而韩氏之文华美善辩，其用意深刻，后世写文章的人大多喜欢读它。只看他的文章而不管他的为人，那也未尝不可用作参考。王充的《 论衡》 ，就是仿效诸篇《 难》 文而写作的。仿效韩氏的文章，不是出于其学说的需要，竟然也标明儒者而对他进行责难；而且他所进行的责难，文中援据的传记之书错杂而出，也不完全出于儒家。强行加在儒家头上而作为射击目标的靶子，王充与儒家有何怨仇呢？而且他的《 问孔》 、《 刺孟》 等篇的论辩责难，认为儒家学说是错误的，其文有些像韩非的风格。韩非排斥儒学，是为了阐述刑名之说。王充的用意，又是为了阐明什么呢？观看他严厉驳斥韩非鹿与马的比喻来尊崇儒学，而且他自己作叙说，要辨别世俗流传的讹误，想纠正人心风俗，这都是儒家的宗旨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王充是以儒者来排斥儒者吗？韩非的宗旨，固然是存在的。他的文章意味深长，并不在于能斥责儒家。王充学习韩非的文章而没有消化好，以为不斥责儒家，文章便没有深长的意味吗？大凡世人互相辱骂，大多会反过来用对方的语言去辱骂对方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；如果指名道姓地辱骂，那么用对方的话反骂对方就必定要改换其名字，这是必然的。现在王充贬斥儒家，这是他在借用对方的语言反骂对方却仍然使用着自已的名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