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家言及于寿屏祭幛，几等市井间架，不可入学士之堂矣。其实时为之也。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，而祝嘏陈言，哀挽习语，亦无从出其性灵，而犹于此中斤斤焉，计工论拙，何以异于梦中之占梦欤？夫文所以将其意也，意无所以自申，而概与从同，则古人不别为辞，如冠男之祝，醮女之命，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。文胜之习，必欲为辞，为之而岂无所善？则遂相与矜心作意，相与企慕仿效，滥觞流为江河，不复可堙阏矣。夫文生于质也，始作之者，未通乎变，故其数易尽。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，既承不可遏之江河，则当相度宣防，资其灌溉，通其舟楫，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。文章之道，凡为古无而今有者，皆当然也。称寿不见于古，面叙次生平，一用记述之法；以为其人之不朽，则史传竹帛之文也。挽祭本出辞章，而历溯行实，一用诔谥之意，以为其人之终始，则金石刻画之文也。文生于质，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，亦于世教未为无补。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，而学士之不屑道哉？
夫生有寿言，而死有祭挽，近代亡于礼者之礼也。礼从宜，使从俗，苟不悖乎古人之道，君子之所不废也。文章之家，卑视寿挽，不知神明其法，弊固至乎此也。其甚焉者，存祭挽而耻录寿言。近世文人，自定其集，不能割爱而间存者，亦必别为卷轴，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。汪钝翁以古文自命，动辄呵责他人，其实有才无识，好为无谓之避忌，反自矜为有识，大抵如此。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。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，以谓哀诔可通于古，而祝嘏之辞，为古所无也。不知墓志始于六朝，碑文盛于东汉，于古未有行也。中郎碑刻，昌黎志铭，学士盛称之矣。今观蔡、韩二氏之文集，其间无德而称，但存词致，所与周旋而俯仰者，有以异于近代之寿言欤？宽于取古，而刻以绳今，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。必以铭志之伦，实始乎古，则祝嘏之文，未尝不始于《周官》，六祝之辞，所以祈福祥也。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，因而区别其类例，岂所语于知时之变者乎？
夫文生于质。寿祝哀诔，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，则变化无方，后人所辟，可以过于前人矣。夫因乎人者，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；因乎事者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。醮女之辞，冠男之颂，一用成文故典，古人不别为辞，载在传记，盖亦多矣。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礼乐之所不废也。然而其质不存焉，虽有神圣制作，无取仪文节奏，以为特著之奇也。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，则概为之辞，所为辞费也。进士题名之碑，必有记焉；明人之弊，今则无矣。科举拜献之录，必有序焉。此则今尚有之。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，如贺表例。自唐、宋以来，秋解春集，进士登科，等于转漕上计，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。题名进录，故事行焉。虽使李斯刻石，指题名碑。刘向奏书，指进呈录。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成室上梁，必有文焉；婚姻通聘，必有启焉。
同此堂构，同此男女，虽使鲁般发号，高禖绍宾，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，别著一辞哉？而能者矜焉，拙者愧焉，惟其文而不惟其事，所谓惑也。而当世文人，方且劣彼而优此，何哉？国家令典，郊庙祝版，岁举常事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推恩循例，群臣诰敕，官秩相同，则有定式，无更张也；万寿庆典，嘉辰令节，群臣贺表，咸有定式，无更张也。圣人制作，为之礼经，宜质宜文，必当其可。文因乎事，事万变而文亦万变，事不变而文亦不变，虽周、孔制作，岂有异哉？揖让之仪文，鼓吹之节奏，常人之所不能损者，神圣之所不能增；而文人积习相寻，必欲夸多面斗靡，宜乎文集之纷纷矣。
《礼》曰：“君子未葬读丧礼，既葬读祭礼，丧复常读乐章。”丧礼远近有别，而文质以分，所以本于至情也。近世文人，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，葬亲堂祭之祭文矣，分赠吊客之行述矣。传曰：“孝子之丧亲也，哭不偯，礼无容，言不文，茕茕苫块之中，杖而后能起，朝夕哭无时。”尚有人焉，能载笔而摛文，以著于竹帛，何以异于苍梧人之让妻，华大夫之称祖欤？或曰：未必其文之自为，相丧者之代辞也。夫文主于质也，代为之辞，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。鸱鸮既处飘摇，不为碔砆之好音；鲋鱼故在涸辙，不无愤然之作色。虽代禽鱼立言，亦必称其情也。岂曰代为之辞，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？
或谓代人属草，有父母者，不当为人述考妣也。颜氏著训，盖谓孝子远嫌，听无声而视无形，至谆谆也。虽然，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。嫌之大者，莫过君臣；周公为成王诏臣庶，则不以南面为嫌。嫌之甚者，莫过于男女；谷永为元帝报许后，即不以内亲为忌。伊古名臣，拟为册祝制诰，则追谥先朝，册后建储，以至训敕臣下，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，岂有嫌哉？必谓涉世远嫌，不同官守，乐府孤儿之篇，岂必素冠之棘人？古人寡妇之叹，何非须眉之男子？文人为子述其亲，必须孤子而后可；然则为夫述其妻，必将阉寺而后可乎？夫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，君子弗为，盖以此哉！
【 译文】
文章家谈到寿屏挽嶂，几乎视如市井中的房屋结构，以为不可进人学者的殿堂。其实这是时势所造成的。在世俗中生活不可能废弃应酬的事情，祝寿用的陈辞滥调，哀吊用的相沿成习的语言，也无法表现作者的性灵，而仍然对此斤斤计较它们的工巧笨拙，这与在梦中解说梦的吉凶有何区别！文章，是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的，没有什么自己的意思要表达，而一概与他人相同，那么古人并不另外撰写新辞，如男子行冠礼时的祝文，女子出嫁时的诫词，只采用现成的文字而己。由于追求文彩的习气，一定要另撰新辞，既己重撰难道会没有一点优胜的地方吗？于是便互相故作姿态振作精神，互相仰慕仿效，只能浮起酒杯的源头便流淌成了江河，再也不可能堵塞住了。文章决定于它所表现的内容，最初为文的人未能通晓变化，所以其气数容易到头，这也是后来沿袭的人之所以效法不好的原因。既然沿承的是不可遏制的江河，那么便应当进行考察防治，利用它来灌溉，让它通行舟船，才能看见人的神智所发挥的变通永久的作用。文章之道，凡是古代没有而今天有的文体，都有其必然原因。祝寿不见于古代，但叙述生平，全用的是记述的方法，把它作为寿诞者不朽的文字，就像史书传记的文字。挽辞祭文原本出于辞章，但一一追述死者的生平事迹，完全采用诛文、赠谧的旨意，作为那人一生的总结，就像刻于金石的碑志。文章决定于内容，根据内容的具体情况而撰写自己的文章，对人世教化也不是没有补益的，又有什么值得你把它疑为市井中的房屋结构，使学者们都不屑于谈论它呢？
活着有祝寿的言辞，死了有祭奠悼念的文字，这是近代丢失的礼制中的一种礼。礼法的制定要适合时宜，使者出便要顺从当地的风俗，如果不违背古人的准则，那么君子是不会废弃的。文章家们，鄙视祝寿、悼念之文，而不知道完善这种文体的写法，固然会出现这样的弊端。其中更有甚者，保存祭奠悼念的文章而耻于收录祝寿的文字。近代文人自己编定文集，不能忍痛割爱而间或保存的这类文字，也必定要另外编排成卷，完全像雅乐与郑声不可同日而语似的，汪挑翁以古文自命，动不动就呵斤他人。其实他是有才无识，喜欢弄些没有意义的禁．忌，反而骄矜地自以为有见识，大抵都是这样。这可说是只知一十而不明白二五。他只见前人文集中有哀悼的诛文而没有祝寿的文章，以为诛文可与古代相通，而祝寿之辞则为古代所无。不知道墓志始于六朝，碑文盛行于东汉，对上古来说也没有通行。蔡中郎的碑刻，韩昌黎的墓志，学者极为称赞。今天看蔡、韩二人的文集，其中没有德行而加以称颂，只留存一些文辞赠给与他有交际周旋的人，什么地方与近代的祝寿之辞有区别呢？对待古代的事物很宽容，而要求今人却很苛刻，君子以为那是有耳朵而没有眼睛。一定要认为墓志碑铭之类的实际上是从上古开始的，那么祝寿之辞未尝不是从《 周礼》 开始的，六祝的文辞，都是用来祈祷富贵吉祥的。因为它是文人所作而出现较晚，所以把它们的类例区别开来，这难道是对通晓时势变化的人所说的话吗？
文章决定于它所表现的内容，祝寿哀悼，根据那人的具体情况而下笔撰文，则变化不定，后人所开辟的境界，就可以超过前人了。根据人来写的，人有万变文章也有万变；根据事来写的，事无变化文章也无变化。嫁女的诫辞，男子加冠的祝语，全用现成的文字过去的惯例，古人不另外撰写新辞，记载在传记中的这类文辞，也己经很多。宾主相见作揖谦让的礼仪，击打吹奏乐的节奏，是礼乐制度所未废弃的；然而它原先所具备的实质已经不存在了，即使有圣人来制作，也不取那些礼仪节奏作为稀奇之物而加以特别的记述。后世顺流而下不辨其源的人，则一概撰写新辞，所写的文辞就很烦琐了。进士题名的石碑，上面必定有题记；这是明人的弊病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科举放榜时所进呈的题名录，必定要有序文。这种情况今天还有，似乎可请求改用一定的格式，如同贺表的体例。从唐、宋以来，秋季解送应举的士子、春季会集于礼部考试，进士及第，如同嘈运粮响、上呈计簿，并非有什么特别的事情。进士题名与进呈名单，都是按例行事，即使叫李斯刻碑，指题名碑。刘向奏书，指进呈录。难道能在寻常文字之外另外再撰写一句话吗？但是擅长此道的人以此向人炫耀，而笨拙的人则感到惭愧，考虑其文而不考虑其事，这就是所谓的迷惑。建房开始安装屋梁，一定有贺喜的文字；结婚送聘礼，一定有请帖。同是这样的建造房屋，同是这样的男女婚礼，即使是鲁班发礼祝贺落成，媒神介绍宾客，难道能在寻常文章之外再另添一句吗？但是精于此道的人以此向人炫耀，而笨拙的人则感到惭愧，考虑其文而不考虑其事，这就是所谓的迷惑。而当代的文人尚且斤斤计较谁优谁劣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国家的庆典，祭祀天地祖宗的祝文，是每年都要举行的常事，那么是有固定的格式，没有重新改换的。根据惯例推行赏赠，降给群臣的浩文救书，官阶相同，那么有固定的格式，没有重新更改的。皇帝诞辰的庆祝典礼，美好的时辰节日，群臣上呈的贺表，都有固定的格式，没有重新改换的。圣人制作出来，成为礼仪中的经典，有的适宜质朴有的适宜华丽，一定符合事物的性质特点。文章根据具体事物来写，事物有万种变化文章也有万种变化，事物不变文章也不变，即使是周公、孔子来制作，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？宾主相见作揖谦让的礼仪，击打吹奏乐的节奏，是平常人所不能减损的，也是圣人所不能增补的。而文人积习相随，一定要夸耀繁多华丽，难怪文集会越来越繁乱。
《 礼记》 说：“君子服丧时，在没有出葬之前，要诵读丧礼；安葬之后，要诵读祭礼；三年丧毕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就可以读诗歌了。”丧礼亲疏有别，尚文尚质有所区分，是出于至诚之情的缘故。近代的文人，在父母去世亲属穿上丧服时有祭文，安葬之后在灵堂吊唁有祭文，给吊唁的宾客分赠礼品时有行状。经传上说：“孝子丧失父母时，哭得气短力竭，断断续续，进退举止失去了平常端庄的仪容，言语也不再加以修饰，孤独地与草垫、土块为伴，扶着拐杖才能站立，从早到晚时时哭泣。”不料还有这样的人，竟能提笔作文，以便载人史册，这与苍梧人把美貌的妻子让给兄长，宋国大夫华藕宣扬祖先的罪过有什么区别？有的人说：那些文章不一定是孝子亲自撰写的，而是帮助料理丧事的人所代写的。文章是由其内容实质决定的，别人所写的文辞，那人必定也可以有这样的话。鸥鸭既已身处风雨漂摇之中，就不能发出清亮宛转的声音；封鱼身在干涸的车辙中，不能不愤然作色。虽然代禽鸟鱼儿说话，也一定符合它的实际情形，难道说是代写的文章，就忘记了身为孝子所处的境况吗？
有人说代人撰写文稿，父母健在的，不应当为他人叙述亡故的父母。颜氏撰写《 家训》 ，是说孝子应当远避嫌疑，在无声无形中去聆听父母的教导、想见父母的形像，这是最恳切的话。虽然如此，但这还是不了解代言的文体。嫌疑最大的，没有什么能超过君臣之间的事；周公代成王诏令臣民，便不以凯觑君位为嫌疑。嫌疑最深的，没有什么能超过男女之间的事；谷永上言为汉元帝责难许皇后，就不因许皇后为内亲而顾忌。古代名臣，都撰写册命、祝文、制书、浩令，那么追溢先朝皇帝，册命皇后设立太子，以至告诫臣下，哪，一样不是代皇帝下令而撰拟文辞，哪里有什么嫌疑呢？一定要说人世间的远避嫌疑，不同于官员的职守，乐府中《 孤儿》 这类篇章，作者难道一定是戴着白帽服丧的人吗？古人发出寡妇之叹，为什么不能是须眉男子？文人为人子称述他的父母，如果一定要身为孤儿才可以；那么替身为丈夫的称述他的妻子，就一定要阉割之后才可以了？不合礼制的礼，不合道义的义，君子是不干的，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