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曰：孔子自谓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又曰“好古敏以求之。”夏殷之礼，夫子能言，然而无征不信，慨于文献之不足也。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，而笾豆器数，不为琐琐焉，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？马氏《通考》之详备，郑氏《通志》之疏舛，三尺童子所知也。先生独取其义旨，而不责其实用，遂欲申郑而屈马，其说不近于偏耶？
章子曰：天下之言，各有攸当；经传之言，亦若是而已矣。读古人之书，不能会通其旨，而徒执其疑似之说，以争胜于一隅，则一隅之言。不可胜用也。天下有比次之书，有独断之学，有考索之功，三者各有所主，而不能相通。《六经》之于典籍也，犹天之有日月也。读《书》如无《诗》，读《易》如无《春秋》，虽圣人之籍，不能于一书之中，备数家之攻索也。《易》曰“不可为典要”，而《书》则偏言“辞尚体要”焉；读《诗》不以辞害志，而《春秋》则正以一言定是非焉。向令执龙血鬼车之象，而征粤若稽古之文，托熊蛇鱼旐之梦，以纪春王正月之令，则圣人之业荒，而治经之旨悖矣。若云好古敏求，文献征信，吾不谓往行前言可以灭裂也。多闻而有所择，博学而要于约，其所取者有以自命，而不可概以成说相拘也。大道既隐，诸子争鸣，皆得先王之一端，庄生所谓“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”者也。
目察秋毫，而不能见雷霆；耳辨五音，而不能窥泰山。谓耳目之有能有不能，则可矣；谓耳闻目见之不足为雷霆山岳，其可乎？
由汉氏以来，学者以其所得，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，盖不少矣。高明者多独断之学，沉潜者尚考索之功，天下之学术，不能不具此二途。譬犹日昼而月夜，暑夏而寒冬，以之推代而成岁功，则有相需之益；以之自封而立畛域，则有两伤之弊。故马、班史祖，而伏、郑经师，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，亦并行其道而不相为背者也。使伏、郑共注一经，必有牴牾之病；使马、班同修一史，必有矛盾之嫌。以此知专门之学，未有不孤行其意，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，举世非之而不顾。此史迁之所以必欲传之其人，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马融受业于其女弟，然后其学始显也。迁书有徐广、裴駰诸家传其业，固书有服虔、应劭诸家传其业；专门之学，口授心传，不啻经师之有章句矣。
然则春秋经世之意，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详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准。而今之学者，凡遇古人独断之著述，于意有不惬，嚣然纷起而攻之，亦见其好议论而不求成功矣。
若夫比次之书，则掌故令史之孔目，簿书记注之成格，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，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，初无他奇也。然而独断之学，非是不为取裁；考索之功，非是不为按据。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，嘉禾之不离乎粪土，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，不可轻议也。然独断之学，考索之功欲其智，而比次之书欲其愚。亦犹酒可实尊彝，而糟粕不可实尊彝；禾可登簠簋，而粪土不可登簠簋，理至明也。古人云：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“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”为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。不名家学，不立识解，以之整齐故事，而待后人之裁定，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。举而登诸著作之堂，亦自标名为家学，谈何容易邪？且班固之才，可谓至矣。然其与陈宗、尹敏之徒，撰《世诅本纪》与《新市》、《平林》诸列传，不能与《汉书》并立，而必以范蔚宗书为正宗。则集众官修之故事，与专门独断之史裁不相缀属又明矣。
自是以来，源流既失，郑樵无考索之功，而《通志》足以明独渐之学君子于斯有取焉。马贵与无独断之学，而《通考》不足以成比次之功，谓其智既无所取，而愚之为道，又有未尽也，且其就《通典》而多分其门类，取便翻检耳；因史志而裒集其论议，易于折衷耳。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，不敢抒一独碍之见，标一法外之意，而奄然媚世为乡愿，至于古人著书之义旨，不可得闻也。俗学便其类例之易寻，喜其论说之平善，相与翕然交称之，而不知著作源流之无似。此呕哑嘲哳之曲，所以属和万人也。
【 译文】
客人说：孔子自己称：“只阐述而不创作，相信并爱好古代文化。”又说：“爱好古代文化，勤奋敏捷地去追求它。”夏、殷两代的礼制，孔子能讲出来，然而由于没有文献可证，因而不足凭信，孔子也慨叹文献的不足。今天先生称作者有旨意，对篷、豆的礼器数目这类细节则不作繁琐的过问，恐怕违背了孔夫子的教导吧？马端临《 文献通考》 的详细完备，郑樵《 通志》 的疏漏讹误，三尺高的儿童都知道。先生只取它们的旨意来评论，而不问它们实用与否，意图褒扬郑樵而贬抑马端临，这种论述不近于偏颇吗？
章子回答说：天下的言论，各自都有它合理的地方；经传上的话，也是这样的。读古人的书，不能会通它的旨意，而只是拿些书中是非难辨的话，在某一方面来争个胜负，那么这种片面的言论是用不完的。天下有排比编纂的书籍，有自成一家、别出心裁的学说，有考订求索的功业，三者各有自己所注重的东西，而不能互相变换。六经对于典籍，就像天上有日月一样。读《 尚书》 时就像没有过《 诗经》 一样，读《 周易》 时就像没有过《 春秋》 一样，虽然是圣人制作的典籍，也不能在一书之中兼备数家研治的内容。《 周易》 说“不可作为经常不变的纲要”，而《 尚书》 则偏偏说“文辞崇尚切实简要”。读《 诗经》 不能拘泥于辞句而误解了诗意，而《 春秋》 则正是以一字判定是非的。如果拿《 易纤今中龙在原野上流血与装载鬼怪的大车等景象，来验证《 尚书》 中“粤若稽古”这样的古文；依托《 诗经》 中熊、蛇、鱼、族这类预示吉兆的梦，来记载《 春秋》 中“春王正月”的政令，那么圣人的事业便要荒废，研治经书的宗旨就会背离大道，如果说爱好古代文化并勤奋探求，文献足以验证取信，我不认为对前代圣贤的言行可以草率对待。多听才能有所选择，广泛地学习文献而最后归于简约，作者所选取的将有自己的用意，而不可一概拘泥于过去的说法。大道既然已经被遮蔽起来，诸子争鸣，各自得到先王的某一方面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“耳朵、眼睛、口与鼻子，都各有所长，不能互相替换它的作用”。眼睛能明察秋毫却无法看见雷霆，耳朵能辨析五音却不能窥见泰山，说耳朵、眼睛各自都有所能与有所不能是可以的，要说耳闻目见不能够听到雷霆看见山岳，难道可以吗？
从汉代以来，学者将自己所获得的见识，寄托在著述中以便自我表现，这样的人大概有不少。崇高明睿的人大多从事独自裁断的一家之学，秉性深沉隐含不露的人祟尚考订求索的功业，天下的学术没有超出这两条途径的。譬如日出为白天而月出为夜晚，炎暑为夏而寒冷为冬，让它们互相循环更替而成就一年的时序，那便有互相需求的益处；使它们自我封闭而划分界域，便有两败俱伤的弊端。所以司马迁、班固二位史学祖师与伏生、郑玄二位经学大师，如果调换他们的位置便不能做出很好的成就，这也是并行其道而不互相矛盾的。如果伏生与郑玄共同注释一种经书，必定有互相抵捂的毛病；如果司马迁与班固共同修撰一种史书，必定有互相矛盾的嫌疑。因此可知自成一家的学说，没有谁不是在独自推行自己的旨意，即使同行的人争论不休他也不怀疑，即使天下人都来指责他也不回头。这就是司马迁之所以一定要传授给那个人，班固的书之所以一定要等待马融师从他的妹妹，然后他们的学说才开始显达的原因。司马迁的《 史记》 有徐广、裴骃等人传授他的学业，班固的《 汉书》 有服虔、应邵等人传授他的学业，专门的学术，口授心传，不异于经学老师有章句授受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以《 春秋》 治理天下的旨意，一定有从文字上所不能详细知道的，一定有超出现成的条规的地方。但今天的学者，凡是遇到古人自成一家、别具心裁的著作，在心里若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便吵吵嚷嚷地纷纷起来攻击它，也可看出他们喜欢议论而不求其是否能成就功业。
至于排比编纂的书，就如同掌故、令史的档案目录，如同簿册、起居注的固定格式，它的起源虽然出于朝廷藏书室所典藏，它的用途只是防备稽考检查与提供采录选择，原本没有其他什么奇特之处。但是别出心裁、自成一家的著作，没有它便不能进行取舍剪裁；考订求索的功业，没有它便无法进行考据判断，如同美酒离不开酒渣，好禾苗离不开粪土。因此职官掌故、文书图谱之类的书籍，不可随便讥议。但是别出心裁的一家之学与考订求索的功业追求高明睿智，而排比编纂的书追求愚笨。也就像酒可以装人杯盏中饮用而酒渣却不能装进酒杯饮用，稻子可以登上礼器用来祭祀而粪土却不能登上礼器，这道理是最明白不过的了。古人说：“言语没有文采，流传不到远方。”“文辞不典雅纯正，士大夫难以出口。”因为职官掌故、文书图谱难以聚集而流传后世，于是有排比编纂的方法。不以一家之说自称，不插进自己的见解，用来整理前朝的旧事，等待后人的裁断评定，这就是排比编纂的书追求愚笨的功效。把它抬上著作的殿堂，也自我标榜为一家之学，谈何容易呀！况且班固的才能，可称得上是最好的了，但他与陈宗、尹敏等人合撰的《 世宗本纪》 及《 新市》 、《 平林》 等列传，就不能与《 汉书》 并列，而一定要以范晔的《 后汉书》 所记载的为正宗，那么由官府聚集众人所修的纂集旧事的史书，与一家独撰、别出心裁的史著互不关联，又很明白了。
自此以后，源流已经迷失，郑樵没有考订求索的功业，但《 通志》 足以阐明自成一家的学说，君子以为在这方面颇有可取之处。马端临没有自成一家的学说，而《 通考》 又不足以成就排比编纂的事业，认为他在睿智方面既无可取之处，而愚笨方面又还没有完全做好。况且它依据《 通典》 而将门类分得更细，只是为了便于翻检罢了；因袭史志而把它们的议论汇集起来，只是为了折衷而已。这是儒生为科举考试所作的策括，不敢表达一点独立的见解，显示一点法外的用意，却完全迎合讨好世俗变成了伪善的乡愿。至于古人著书的意义宗旨，则无法听到了。世俗的学者因为其书门类体例容易翻检而感到便利，喜欢书中的论说平稳和善，便一起交口称赞它，却不知道他们之间著作源流的不同。这就如同嘶哑烦杂的乐曲，之所以会有万人跟唱一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