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问：前人之文辞，可改窜为己作欤？答曰：何为而不可也！古者以文为公器，前人之辞如已尽，后人述而不必作也。赋诗断章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。重在所以为文辞，而不重文辞也。苟得其意之所以然，不必有所改窜，而前人文辞与己无异也。无其意而求合于文辞，则虽字句毫无所犯，而阴仿前人之所云，君子鄙之曰窃矣。或曰：陈琳为曹洪报魏太子，讳言陈琳为辞。
丁敬礼求曹子建润色其文，则曰后世谁知定吾文者。唐韩氏云：“惟古于文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窃。”古人必欲文辞自己擅也，岂曰重其意而已哉？
答曰：文人之文，与著述之文，不可同日语也。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，假文辞以达之而已。譬如庙堂行礼，必用锦绅玉佩，彼行礼者，不问绅佩之所成，著述之文是也。锦工玉工，未尝习礼，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，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，则人皆以为窃矣，文人之文是也。故以文人之见解，而议著述之文辞，如以锦工玉工，议庙堂之礼典也。或曰：古人辞命草创，加以修润，后世诗文，亦有一字之师；如所重在意，而辞非所计，譬如庙堂行礼，虽不计其绅佩，而绅佩敝裂，不中制度，亦岂可行耶？答曰：此就文论文，别自为一道也。就文论文，先师有辞达之训，曾子有鄙悖之戒；圣门设科，文学言语并存，说辞亦贵有善为者；古人文辞，未尝不求工也。而非所论于此疆彼界，争论文必己出，以矜私耳。自魏、晋以还，论文亦自有专家矣。
乐府改旧什之铿锵，《文选》裁前人之篇什，并主声情色采，非同著述科也。
《会昌制集》之序，郑亚削义山之腴、元和《月蚀》之歌，韩公擢玉川之怪；或存原款以归其人，或改标题以入己集。虽论文未技，有精焉者，所得既深，亦不复较量于彼我字句之琐也。
或曰：昔者乐广善言，而挚虞妙笔，乐谈挚不能对，挚笔乐不能复，人各有偏长矣。然则有能言而不能文者，不妨藉人为操笔邪？答曰：潘岳亦为乐广撰让表矣，必得广之辞旨，而后次为名笔，史亦未尝不两称之。两汉以下，人少兼长，优学而或歉于辞，善文而或疏于记。以至学问之中，又有偏擅，文辞一道，又有专长。本可交助为功，而世多交讥互诋，是以大道终不可得而见也。文辞末也，苟去封畛而集专长，犹有卓然之不朽，而况由学问而进求古人之大体乎？然而自古至今，无其人焉，是无可如何者也。
或曰：诚如子言，文章学问，可以互托。苟有黠者，本无所长，而谬为公义，以滥竽其中，将何以辨之？答曰：千钧之鼎，两人举之，不能胜五百钩者，仆且蹶矣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，而旗旌壁垒，为之一新。才智苟逊于程，一军乱矣。富人远出，不持一钱，有所需而称贷，人争与之，他人不能者何也？惟富于钱，而后可以贷人之钱也。故文学苟志于公，彼无实者，不能冒也。
或曰：前人之文，不能尽善，后人从而点窜以示法，亦可为之欤？答曰：难言之矣。著述改窜前人，其意别有所主，故无伤也。论文改窜前人，文心不同，亦如人面，未可以己所见，遽谓胜前人也。刘氏《史通》，著《点烦》之篇矣。左、马以降，并有涂改，人或讥其知史不知文也。然刘氏有所为而为之，得失犹可互见；若夫专事论文，则宜慎矣。今古聪敏智慧，亦自难穷，今人所见，未必尽不如古。大约无心偶会，则收点金之功；有意更张，必多画墁之诮。盖论文贵于天机自呈，不欲人事为穿凿耳。
或问：近世如方苞氏，删改唐、宋大家，亦有补欤？夫方氏不过文人，所得本不甚深，况又加以私心胜气，非徒无补于文，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。小慧私智，一知半解，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间，拾前人之遗；此论于学术，则可附于不贤识小之例，存其说以备后人之采择可也。若论于文辞，则无关大义，皆可置而不论。即人心不同如面，不必强齐之意也。果于是非得失，后人既有所见，自不容默矣，必也出之如不得已，详审至再而后为之。
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非有显然什百之相悬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矣。苟非深知此意，而轻议古人，是庸妄之尤，即未必无尺寸之得，而不足偿其寻丈之失也。方氏删改大家，有必不得已者乎？有是非得失，显然什百相悬者乎？有如国家之议旧章，名臣之策利弊，宁守旧而毋妄更张之本意者乎？在方氏亦不敢自谓然也。然则私心胜气，求胜古人，此方氏之所以终不至古人也。凡能与古为化者，必先于古人绳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。盖非信之专而守之笃，则入古不深，不深则不能化。譬如人于朋友，能全管、鲍通财之义，非严一介取与之节者，必不能也。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，乃服古而谨严之至，非轻古也。方氏不知古人之意，而惟徇于文辞；且所得于文辞者，本不甚深，其私智小慧，又适足窥见古人之当然，而不知其有所不尽然，宜其奋笔改窜之易易也。
【 译文】
有人问：前人的文辞，可以修改一下当做自己写的吗？回答说：怎么不可以呢？古代把文章作为大家共有的东西，前人的文辞如果已经很详尽了，后人只须传述而不必重作。赋诗断章取义，不异于像是从自己口中说出的，重在为什么说这些话，而不看重文辞本身。如果得知文辞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表达，则不必作什么修改，前人的文辞与自己所写的也就没有什么不同。没有那种意思而谋求与文辞的契合，那么即使字句上与前人丝毫不同，但暗地里模仿前人所说的话，君子鄙视地称之为偷窃。有人说：陈琳代曹洪写给魏文帝的书信，曹洪信中不说陈琳代笔而说是自己所作。丁敬礼请求曹子建为他修改润色文章，还对子建说：后世谁知道为我删定文章的人呢？唐代韩愈说：“在古代，文辞一定是出于自己所作，其后不能自己创作便剿窃。”古人一定要使文辞为自己所专有，怎么说只是重视文意而已呢李回答说：文人的文辞，与著述的文辞不可同日而语。著述一定有在文辞之先就已产生的东西，只借用文辞来恰如其分地表达而已。譬如在庙堂里举行祭祀活动，一定要用锦带玉佩，那些行礼的人不问锦带玉佩是怎么制成的，著述的文辞就像行礼人使用锦带玉佩一样。织锦治玉的工匠从未学习过礼制，只凭借制作的锦带雕琢的玉器来衡量功绩，如果用别的工匠所制作的来假冒为自己所作的，那么人们都以为这是偷窃，文人的文辞就像这样。所以用文人的见解来讨论著述的文辞，就像织锦治玉的工匠议论庙堂里的礼仪制度。
有人说：古人的辞令草拟之后，还要加以修改润色；后世的诗文，也有修改一个字的老师。如果所重视的在文意而文辞不是他们所计较的，譬如在庙堂里举行礼仪活动，虽然不计较所用的锦带玉佩，但锦带玉佩破旧裂开，不合制度，又怎么可以呢？回答说：这是就文辞而论文辞，属另外范畴的一个问题。古代的老师有言辞达意的教诲，曾子有考虑言辞声调可以远离鄙陋粗野的告诫，孔子门下设立四科，文学与言语两科并存，言辞也重视善于表达的人。古人对文辞，未尝不追求精工，但不是在彼此的分界上计较，争论文辞一定是自己所作来炫耀自己。自魏、晋以来，评论文辞固然已经有专家了。乐府采用古辞人乐而改变古辞的节奏，《 文选》 选录前人的诗文而有所裁断。都以声情色采为准则，与著述不属于同一类。《 会昌一品集》 的序言，由郑亚删削李义山代撰的序文而成；唐元和时的《 月蚀》 诗，韩愈删削玉川子诗中的怪言冗语又改称《 月蚀诗效玉川子作》 。有的保存原来的题款而归还其人，有的改换标题而收人自己的集中，虽然这对论述文章来说是细枝末节，但有的人对此有精深的造诣，所领悟的已经很深刻，也就不再计较彼此字句上的烦琐问题了。
有人说：从前乐广善于言谈，挚虞善于作文，乐广谈论的时候，挚虞无法应对；挚虞过后撰文洁难乐广，乐广也不能回答，可见人各有所长。但是有善于言谈而不善于撰文的人，不妨借他人为自己代笔吗？回答说：潘岳也为乐广撰写过辞让官职的表文，一定要先听到乐广叙述的言辞与旨意，然后才能撰成名篇，史书也未尝不是对两人都加以称赞。两汉以后，很少有人能兼擅两方面的特长，学问好的在文章辞采方面或许有欠缺，擅长文章辞采的人可能在知识记诵方面很粗疏。以至于在学问之中又只擅长某个方面，在文章辞采方面又只在某一体裁上有专长，本来可以互相补益而产生成效，但世人大多却互相讥刺低毁，因此终究无法看见古人为文的正道。文辞，是细枝末节，如果打破界限而汇集多方面的专长，仍然会有卓越不朽的成绩，何况从学间人手进而探求古人的大纲要旨呢？然而从古至今，没有看见这样的人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。
有人说：果真像您说的那样，文章与学问，可以互相依托，如果有狡黯的人，本来没有什么专长，却假意以文为公有作幌子，而在其中滥竿充数，将怎么辨别呢？回答说：千钧重的大鼎，两个人把它举起来，力量不能胜任五百钧的人，就会跌趴下来。李广到了程不识的军中，族旗营垒因而气象一新，才智如果比不上程，那整个军中就会乱了。富人出远门，不带一个钱，有需要时便说要借贷，人们争着借给他，别的人便不能这样，为什么呢？只有家里有很多钱，然后才可以借到别人的钱。所以文章学问如果被视为公器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，是不能假冒的。
有人说：前人的文章未能尽善尽美，后人从而进行删改以便演示古文作法，这样做也可以吧？回答说：这很难说了。在著述上删改前人的东西，作者是另有别的旨意，所以没有什么损害；论述文章辞采而删改前人的东西，但为文的用心各不相同，也就像人的面孔一样，不可根据自己的见解，便急忙说胜过了前人。刘氏《 史通》 ，特地写了篇《 点烦》 。自左丘明、司马迁以下，对他们的史书均有删改。有人讥讽刘知携熟悉史书而不懂文章。但刘氏是有针对而说的，得失仍可以交错看见。至于专门就文章辞采而言，则应该慎重。古今的聪明智慧，自然也很难穷尽，今人所见到的，未必全都不如古人。大约无心而为、偶然领悟，便能收到点石成金的效果；有意更改，必定会受到在涂饰完好的墙壁上乱画的讥刺。大概是文章辞采贵在作者灵性的自然呈现，而不需要人为的穿凿附会。
有人问：近代如方苞，删改唐、宋大家的文章，也有些补益吗？方氏不过是个文人，所领会的东西本就不很深刻，何况又加上私心与好胜的意气，不只是对文章没有补益，反而开了后生小子肆无忌惮的先河。凭着小小的聪明狡黯，一知半解，未必不可补正古人留下的阂误，拾取前人遗漏的东西。这种做法用于学术上，那么可以归附在不贤明的人抓些细枝末节这一类之中，保存他们的说法以备后人采用选择是可似的。这种做法如果用于文章上，则无关宏旨，都可放在一边不管它。这就是人心不同如同人的面孔，不必强求一致的意思。果真在是非得失上，后人有所发现，自然不容沉默，也一定要到似乎是不得已的时候才发表出来，反复再三地详细审察之后才付诸行动，如同朝廷讨论从前的法规，名臣考虑应付时代的利弊，不是有十倍百倍明显的悬殊，宁愿守旧而不妄自更改。如果不是深知此意而随便议论古人，那是最平庸狂妄的人，即使未必没有一点可取之处，也不足以补偿他所造成的巨大损害。方氏删改唐、宋大家的文章，有必不得已的原因吗？有是非得失相差十倍百倍那样明显的距离吗？有如同朝廷讨论从前的法规，名臣考虑应付时代的利弊，宁愿守旧而不妄自改弦更张的本意吗？在方氏自己也不敢说是这样的。那么私心与好胜的意气，追求胜过古人的心理，这就是方氏之所以最终到达不了古人的境界的缘故。凡是对古代文化的理解运用能达到出神人化的人，必定先对古人的准绳尺寸格守不变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。因为如果信服不很专心、坚守不太忠实，那么涉猎古代文化就不会很深人，不深人则不能达到化境。譬如人对于朋友，能够具备管仲与鲍叔牙之间互通财物的情谊，不是一丁点东西的索取与给予都严格遵守道义准则的人，一定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学习古人而不敢曲从拘泥于古人，是信服古人最为谨严的，而不是轻视古人。方氏不知道古人的旨意，而只是曲从文章辞采，况且从文辞中所领会的东西本来就不很深刻；他的小小的聪明与狡黯，又足以窥见古人理所当然的一些情况，却不知古人并不完余是这样，怪不得他举起笔来进行删删改改是那么容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