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州县志乘，比于古者列国史书，尚矣。列国诸侯开国承家，体崇势异，史策编列世家，抗于臣民之上，固其道也。州县长吏，不过古者大夫邑宰之选，地非久居，官不世禄，其有甘棠留荫，循迹可风，编次列传，班于文学政事之间，亦其宜也。往牒所载，今不可知。若梁元帝所为《丹阳尹传》，见《隋志》，凡十卷。孙仲所为《贤牧传》，见《唐志》，十五卷。则专门编录，率由旧章。马、班《循吏》之篇，要为不易者矣。至于州县全志，区分品地，乃用名宦为纲，与乡贤、列女、仙释、流寓诸条，均分门类；是乃摘比之类书，词人之杂纂，虽略仿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中所附名目，实兔园招摭词藻之先资。欲拟《春秋》家学，外史掌故，人编列传，事具首尾，苟使官民同录，体例无殊，未免德操诣庞公之家，一室难分宾主者矣。
窃意蜀郡之慕文翁，南阳之思邵父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为能兴利革弊；其人虽去，遗爱在民，职是故也。正使伯夷之清，柳下之惠，不嫌同科。其或未仕之先，乡评未协；去官之后，晚节不终：苟为一时循良，何害一方善政？夫以治绩为重，其余行业为轻，较之州中人物，要其始末，品其瑕瑜，草木区分，条编类次者，其例本不相侔。于斯分别标题，名为“政略”，不亦宜乎？夫略者，纲纪之鸿裁，编摩之伟号，黄石、淮南之属抗其题，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要略》。张温、鱼豢之徒分其纪，张温《三吏略》，鱼豢《典略》。盖有取乎谟略之遗，不独郑樵之二十部也。郑樵《通志》二十略。以之次比政事，编著功猷，足以临莅邦人，冠冕列传，揆诸记载，体例允符；非谓如裴之野之删《宋略》，但取节文为义者也。
【译文】
州县志书，比照古时诸侯国史书，时间久远了。列国诸侯建立邦国，接受家邑，身分尊贵，权力特殊，史书编入世家，耸立在臣民之上，固然合乎道理。州县长官，仅仅是古时大夫家邑长官的人选，地方不是长期停留，官职不是世代继承，那有甘棠留下树荫，美好的政绩可歌颂，编排在列传里，排列在文学、政事之间，也是合宜的办法。过去书籍所记载的，现在不能知道。像梁元帝作的《 丹阳尹传》 ，见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，共十卷。孙仲作的《 贤牧传》 ，见《 唐书• 艺文志》 ，十五卷。就是专一门类编录，遵循以往的准则。司马迁、班固设立《 循吏》 篇，总之是不可改变的了。至于州县全志，区别品类，就用名宦作纲，和乡贤、，列女、仙释、流寓诸条，同等划分门类，这是摘录排比的类书，文人的杂纂，虽然大致仿效乐史《 太平寰宇记》 中附列的名目，实际上是兔园册浅近之学采集词藻的凭借。想要仿效《 春秋》 家学术，外吏管理的掌故，人编进列传，事情具备首尾；如果使官员、平民一同记载，体例没有区别，未免司马德操到庞公家，一家之中难分出谁是客人谁是主人了。
私下以为蜀郡的仰慕文翁，南阳的思念邵父，采取他有办法使这一方土地兴盛，因为能兴利除弊。其人虽然离开，仁爱遗留给老百姓，主要是这原因，纵使伯夷的高洁，柳下惠的仁爱，不嫌在同一类。那人也许在没有做官以前，乡里的评论不协调；离任以后，晚节不终；如果是一时守法有治绩者，怎会妨害他在这一方的善政？把治理成绩看得重要，其余德行功业看得轻，比起对州中人物，探求他们的始末，品评他们的缺点和优点，像对草木一样划分品类，分条分类编排，那体例本来不相等。对这区别标题，叫作政略，不是应该的吗？略，是设立纲要的宏大裁断，编集书籍使用的壮伟名称，《 黄石公》 、《 淮南子》 之类树立这标题，《 黄石公三略》 、《 淮南子• 要略》 。张温、鱼豢等人分得那法则，张温《 三史略》 、鱼豢《 典略》 。大概对谋略这词的含意有所采用，不仅是郑樵的二十部用它。郑樵《 通志》 有二十略．用政略排比政事，编写功绩，足够凭它治理地方的百姓，排在列传的前面。审察记事的书，体例符合，不是说像裴子野删节史书成《 宋略》 那样，仅仅取减省文字当作“略”的含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