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记》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：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”言述作殊方，而风教有异也。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
言坟籍具存，而作者之旨，不可不辨也。古者史官各有成法，辞文旨远，存乎其人。孟子所谓其文则史，孔予以谓义则窃取，明乎史官法度不可易，而义意为圣人所独裁。然则良史善书，亦必。有道矣。前古职史之官不可考，《春秋》列国之良史，著董狐、南史之直笔，左史倚相之博雅，其大较也。
窃意南、董、左史之流，当时必有师法授受。第以专门之业，事远失传，今不得而悉究之也。司马迁网罗散失，采获旧闻，撰为百三十篇，以绍《春秋》之业。其于衰周战国所为《春秋》家言，如晏婴、虞卿、吕不韦之徒，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虞氏春伙》、《吕氏春秋》，皆有比事属辞之体。即当时《春秋》家言，各有派别，不尽春王正月一体也。皆叙录其著述之大凡，缉比论次，所以明己之博采诸家，折衷六艺，渊源流别，不得不详所自也。司马迁《自序》绍《春秋》之业。盖溯其派别所自，非僭妄之言。司马氏殁，班固氏作，论次西京史事，全录《太史自序》，推其义例，殆与相如、扬雄列传同科。范蔚宗《后汉》之述班固，踵成故事，墨守旧法，绳度不逾；虽无独断之才，犹有饩羊告朔，礼废文存者也。及《宋书》之传范蔚宗，《晋书》之传陈寿，或杂次文人之列，或猥编同时之人。而于史学渊源，作述家法，不复致意，是亦史法失传之积渐也。至于唐修《晋》、《隋》二书，惟资众力。人才既散，共事之人，不可尽知，或附著他人传未，或互见一、二文人称说所及，不复别有记载，乃使《春秋》家学，塞绝梯航，史氏师传，茫如河汉。譬彼收族无人，家牒自乱；淄流驱散，梵刹坐荒；势有必至，理有固然者也。
夫马、班著史，等于伏、孔传经。大义微言，心传口授；或欲藏之名山，传之其人；或使大儒伏阁，受业于其女弟。岂若后代纪传，义尽于简篇，文同于胥史，拘牵凡例，一览无遗者耶？然马、班《儒林》之篇，能以六艺为纲，师儒传授。绳贯珠联，自成经纬，所以明师法之相承，溯渊源于不替者也。《儒林传》体，以经为纲，以人为纬，非若寻常列传，详一人之生平者也。自《后汉书》以下，失其传矣。后代史官之传，苟能熟究古人师法，略仿经师传例，标史为纲，因以作述流别，互相经纬。试以马、班而论，其先藉之资，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之于迁《史》，扬雄、刘歆之于《汉书》是也。
后衍其传，如杨恽之布迁《史》，马融之受《汉书》是也。别治疏注，如迁《史》之徐广、裴骃，《汉书》之服虔、应劭是也。凡若此者，并可依类为编，申明家学，以书为主，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。则《春秋》经世，虽谓至今存焉可也。至于后汉之史，刘珍、袁宏之作，华峤、谢承、司马彪之书，皆与范氏并列赅存。晋氏之史，自王隐、虞预、何法盛、干宝、陆机、谢灵运之流，作者凡一十人家，亦云盛矣。而后人修史，不能条别诸家体裁，论次群书得失，萃合一篇之中。比如郢人善斫，质丧何求？夏礼能言，无征不信者也。他若聚众修书，立监置纪，尤当考定篇章，覆审文字，某纪某书，编之谁氏，某表某传，撰自何人。乃使读者察其臧慝，定其是非，庶几泾渭虽淆，淄渑可辨；未流之弊，犹恃堤防。而唐、宋诸家，讫无专录，遂使经生帖括，词赋雕虫，并得啁啾班、马之堂，攘臂汗青之业者矣。
【 译文】
《 礼记》 说：“通达博古，是《 尚书》 的教化。排比史事连结文辞，是《 春秋》 的教化。”说的是著述方法不同，而教化有区别。孟子说：“诵读那人的诗，读那人的书，不了解他的为人行吗？' ’说的是典籍都存在，而作者的意旨不可不辨别。古时史官各有既定方法，言辞有文采，意旨深远，在于那适当的人。孟子所说的那文辞就用史书的作法，孔子说道理就借用了，表明史官法度不可改变，而道理被圣人独自利用。那么优秀史官、好的史书，也必然有道理了。远古主管历史记载的官员不可考知，春秋列国的优秀史官，像董狐、南史的如实记载，左史倚相的学识渊博，是那大略。私下认为南、董、左史之类，当时必然有师法传授和接受，只因为专门的学术，事情久远失去传承，现在不能详细考察它了。司马迁网罗散失，搜集往日传闻，写成一百三十篇的《 史记》 ，来继承《 春秋》 的学术。他对周代衰落时期、战国时代从事《 春秋》 家学说的，如晏婴、虞卿、吕不韦等人，《 姜子泰秋》 、《 虞氏春秋》 、《 吕氏春秋》 ，都有排比史事连结文辞的体裁。那么当时《 春秋》 家学说各有派别，不全是《 春秋》 编年“春王正月”的体制。都说他们著述的概要，收集排比，论定排列，用来表明自己广泛采取各家，根据六经评判，对渊源流派，不得不详细叙述由来。司马迁《 自序》 继承《 春秋》 的学术，大概向上推求那派别有由来，不是超越名分而狂妄的言论。司马氏死后，班固兴起，论定排列西汉史事，全文收录《 太史公自序》 ，推求那主旨和体例，大概和司马相如、扬雄传同类。范蔚宗《 后汉书》 的叙述班固，跟随着形成惯例，坚持不变旧方法，不越过规矩，虽然没有独自决断的才能，还有用活羊每月初一祭告祖庙，礼制虽废仪式仍存的意味。到《 宋书》 为范蔚宗作传，《 晋书》 为陈寿作传，或是混杂编进文人的行列，或是随便地和同时的人编在一起，而对史学渊源、著述家法，不再留意，这也是史学方法失传的逐渐变化。到了唐代修《 晋书》 、《 隋书》 ，凭借众人力量，人才分散以后，共事的人不能全部知道，有的人附属在别人传末，有的人在几个文人叙述的话里提到，不再另外有记载，于是使《 春秋》 家学术，断绝登山渡水的途径，史学家的师传，模糊不清得像天河无边。譬如那没有人团结家族，家谱自然散乱；僧侣被遣散，佛寺因此荒废；有必然到达的趋势，有本来如此的道理。
司马迁、班固著史书，相当于伏生、孔安国传授经书，深奥意义，微妙言辞，心意相会，口头传授。或者想要收藏在名山，传给那适合的人；或者使大儒伏在屋下，向妹妹拜师学习。难道像后世纪传体史书，意思在篇章里说完，文辞和小吏文书相同，拘泥于凡例，一眼望去没有余地吗？然而马、班的《 儒林传》 ，能用六经作纲，儒者传授，像绳子把珍珠串在一起，自成经纬，用来表明师法的相承，上溯渊源使得不中断。《 儒林传》 的体制，以经书作纲，以人作纬，不像一般列传，详细记载一个人的生平。从《 后汉书》 以下，失去传承了。后世史官的传，如果能仔细研究古人师法，大致仿效经学老师的传的体例，标出史书作纲，接着用著述的流派互相成经纬。尝试着以马、班来说，他们所凭借的先前的资料，《 世本》 、《 战国策》 对于《 史记》 ，扬雄、刘歆对于《 汉书》 就是；以后扩展那传播的，例如杨挥的流布《 史记》 ，马融的学习《 汉书》 就是；另外作疏注的，例如《 史记》 的徐广、裴骃，《 汉书》 的服虔、应邵就是。凡是像这样的，都可以按类成篇，阐明一家学术，以书为主，不再根据一人始末起篇名，那么《 春秋》 记载史事学术，即使说到现在还存在也可以。至于后汉的史书，刘珍、袁宏的著作，华峤、谢承、司马彪的书，都和范氏的书并排平列，同时存在。晋代的史书，从王隐、虞预、何法盛、干宝、陆机、谢灵运等人以下，作的人共十八家，也兴盛啊。而后人修史，不能辨别各家体制，论定群书得失，汇聚在一篇当中。好比邹人善于斧削，搭挡死去哪里能找到？夏代礼制能谈论，没有验证就不确实。另外像聚集众人修书，设立监督者制定规则，特别应当考订篇章，审察文字，某纪某书，是什么人编定，某表某传，是什么人撰写。于是让读的人察看这书的好坏，判定这书的是非，或许径水、渭水虽然清浊混淆，淄水、渑水可以辨出味道，对末流的弊病，还依赖有防备。而唐、宋诸家史书，到底没有专篇，就使经生的科举应试文，词赋雕虫小技，都能在班、马的堂屋喧嚷，捋起衣袖投人史书的事业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