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三十九年，撰《和州志》四十二篇。编摩既讫，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，若文词典雅有壮观瞻者，辑为奏议二卷，征述三卷，论著一卷，诗赋二卷，合为《文征》八卷，凡若干篇。既条其别，因述所以来辑之故，为之叙录。
叙曰：古人著述，各自名家，未有采辑诸人，裒合为集者也。自专门之学散，而别集之风日繁，其文既非一律，而其言时有所长，则选辑之事兴焉。
至于史部所征，汉代犹为近古。虽相如、扬雄、枚乘、邹阳，但取辞赋华言，编为列传；原史臣之意，虽以存录当时风雅，亦以人类不齐，文章之重，未尝不可与事业同传；不尽如后世拘牵文义，列传止征行迹也。但西京风气简质，而迁、固亦自为一家之书，故得用其义例。后世文字，如滥觞之流为江河，不与分部别收，则纪载充栋，将不可纪极矣。唐刘知几尝患史传载言繁富，欲取朝廷诏令，臣下章奏，仿表、志专门之例，别为一体，类次纪、传之中，其意可为善矣。然纪、传既不能尽削文辞，而文辞特编入史，亦恐浩博难罄。此后世所以存其说，而讫不能行也。
夫史氏之书，义例甚广；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体，有异《春秋》。若《国语》十二，《国风》十五，所谓典训风谣，各有攸当。是以太师陈诗，外史又掌四方之志，未闻独取备于一类之书也。自孔逭《文苑》、萧统《文选》而后，唐有《文粹》，宋有《文鉴》，皆括代选文，广搜众体。然其命意发凡，仍未脱才子论文之习，经生帖括之风，其于史事，未甚亲切也。至于元人《文类》，则习久而渐觉其非。故其撰辑文辞，每存史意，序例亦既明言之矣。然条别未分，其于文学源流，鲜所论次。又古人云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作者生平大节，及其所著书名，似宜存李善《文选》注例，稍为疏证。至于建言发论，往往有文采斐然，读者兴起，面终篇扼腕，不知本事始末何如。此殆如梦古人而遽醒，聆妙曲而不终，未免使人难为怀矣。凡若此者，并是论文有余，证史不足，后来考史诸家，不可不熟议者也。
至若方州选文，《国语》、《国风》之说远矣。若近代《中州》、《河汾》诸集，《梁园》、《金陵》诸编，皆能画界论文，略寓征献之意，是亦可矣。
奈何志家编次艺文，不明诸史体裁，乃以诗辞歌赋、记传杂文，全仿选文之例，列于书志之中，可谓不知伦类者也。是用修志余暇，采俯诸体，草创规制，约略以类相从，为叙录其流别，庶几踵斯事者，得以增华云尔。
【 译文】
乾隆只十九年，撰写《 和州志》 四十二篇。编集完毕后，接着采集州中对文献有补益，和文辞典稚值得观赏的著述，编辑成《 奏议》 二卷，《 征述》 三卷，《 论著》 一卷，《 诗赋》 二卷，合为《 文征》 八卷，共若干篇。划分那类别后，一是陈述搜采编辑的缘故，为它们作叙录。
叙称：古人著述，各自成一家，没有搜采编辑各人，聚合成集的。自从自成一家的学术消亡，而别集的风气越来越兴盛，那文字既不一致，而那言论常常有长处，选择编辑的事就产生了。至于史部所收集的，汉代还算接近古代，即使是司马相如、扬雄、枚乘、邹阳，也只取他们的辞赋华丽语言，编成列传。推究史臣的意思，虽然凭这保存当时的文学作品，也因为人的品类不一致，文章的重要，未尝不能和功业同在一传，不完全像后世拘泥于行文意思，列传只收集事迹。不过西汉风气简朴，而司马迁、班固也自成一家之书，因此能使用这体例。后世文字，像源头的细流扩展成江河，不对它们分部类另外收集，则史籍堆满房屋，会不能穷尽了。唐刘知查曾经担忧史书记载言沦繁多，想要取朝廷诏令，臣下章奏，仿效表、志专一门类的例子，另外作一种体裁，分类编排在纪、传之间，他的意思可以说是好的。但是纪、传既不能完全削除文辞，而文辞单独编集收人史书，也恐怕广泛繁多难穷尽，这是后世保存他的说法而到底不能实行的原因。
史家的书，主旨和体例很广泛，《 诗》 、《 书》 的体制，和《 春秋》 不同。像十二国《 国语》 ，十五国《 国风》 ，是所说的训浩、歌谣，各有适当处。所以太师呈上诗歌，外史又掌管四方诸侯国的志，没听说仅仅追求具备一个门类的书。自从孔逭《 文苑》 、萧统《 文选》 以后，唐代有《 文粹》 ，宋代有《 文鉴》 ，都总括一个朝代选诗文，广泛搜集各种体裁。但是这些书确立主旨，揭示体例，还没有摆脱才子谈论诗文的习惯，经生科举应试文的风气，它们对于史事，不太贴近。至于元人《 文类》 ，就习惯长久而逐渐觉察到不对，因此这书编集文辞，常常带有史学见解，序例也已经明确谈到了。但是细目没有划分，对于文学源流，很少论定。另外，古人说：“诵读那人的诗，读那人的书，不了解他的为人行吗？”作者生平的主要方面，和他撰写的书名，似乎应当保存李善《 文选》 注体例，略微作解释考证，至于有建议、发议论，往往有文采鲜明，读者感奋，而读完全篇扼腕惋惜，不知本事始末是怎样的情况。这恐怕像梦见古人而突然惊醒，聆听美好的乐曲而没有听完，不免使人难开心啊。凡是像这样的，都是谈论诗文有余，证明史实不足，以后的考察历史的人们，不可不仔细商议。至于州郡选文，《 国语》 、《 国风》 的说法久远了。像近代《 中州》 、《 河汾》 等集，《 梁园风雅》 、《 金陵风雅》 等编，都能划分界限论诗文，大略寄托收集文献的用意，这也可以啊。为什么方志家编排艺文，不明了史书体裁，而把诗辞歌赋、记传杂文，完全仿照选文的体例，列在书志当中，可以说是不知道按条理分类。因此修志的剩余时间，采集各种体裁，创设规则，大致按类归属，作叙录说明它们的流派，期望接续这事的人，能够进一步发展如此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