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志家，以人物为纲，而名宦、乡贤、流寓诸条，标分为目，其例盖创于元、明之一统志。而部、府、州、县之国别为书，亦用统志类纂之法，可谓失其体矣。夫人物之不当类纂，义例详于例传首篇；名宦之不当收于人物，则未达乎著述体裁，而因昧于权衡义理者也。古者侯封世治，列国自具春秋，羊舌肝《晋春秋》，墨子所引《燕春秋》。则君临封内，元年但奉王正而已。至封建罢而郡县守令承奉诏条，万里之外，亦如畿内守土之官，甘棠之咏召公，郑人之歌子产，马、班《循吏》之传，所以与时为升降也。若夫正史而外，州部专书，古有作者，义例非无可绎。梁元帝有《丹阳尹传》。
《隋志》凡十卷。贺氏有《会稽太守赞》，《唐志》凡二卷。唐人有《成都幕府记》，《唐志》凡二卷，起贞元，讫咸通。皆取莅是邦者，著其名迹。
其书别出，初不与《广陵烈士传》、华隔撰，见《隋志》。《会稽先贤传》、谢承撰，见《隋志》。《益部耆旧传》陈寿撰，见《隋志》。猥杂登书。是则棠阴长吏，与夫梓里名流，初非类附云龙，固亦事同风马者也。叙次名宦，不可与乡贤同为列传，非第客主异形，抑亦详略殊体也。长吏官于斯土，取其有以作此一方，兴利除弊，遗德在民，即当尸而祝之。否则学类颜、曾，行同连、惠，于县无补，志笔不能越境而书，亦其理也。如其未仕之前，乡评未允，去官之后，晚节不终，苟为一时循良，便纪一方善政。吴起杀妻，而效奏西河，于志不当追既往也；黄霸为相，而誉减颖川，于志不逆其将来也。以政为重，而他事皆在所轻，岂与斯土之人，原始要终，而编为列传者，可同其体制欤？
旧志于职官条下，备书政迹，而名宦仅占虚篇，惟于姓名之下，注云事已详前而已。是不但宾主倒置，抑亦未辨于褒贬去取，全失《春秋》之据事直书也。夫选举为人物之纲目，犹职官为名宦之纲目也。选举职官之不计贤否，犹名宦人物之不计崇卑，例不相侔，而义实相资也。选举有表而列传无名，与职官有表面政略无志，观者依检先后，责实循名，语无褒贬而意具抑扬，岂不可为后起者劝耶？
列传之体缛而文，政略之体直而简，非载笔有殊致，盖事理有宜然也。
列传包罗巨细，品藻人物，有类从如族，有分部如井，变化不拘，《易》之象也；敷道陈谟，《书》之质也；抑扬咏叹，《诗》之旨也；繁曲委折，《礼》之伦也；比事属辞，《春秋》之本义也。具人伦之鉴，尽事物之理，怀千古之志，撷经传之腴，发为文章，不可方物。故马、班之才，不尽于本纪、表、志，而尽于列传也。至于政略之体，义取谨严，意存补救，时世拘于先后，纪述要于经纶。盖将峻洁其体，可以临莅邦人，冠冕列传，经纬错综，主在枢纽，是固难为文士言也。
古人有经无纬之书，大抵名之以略。裴子野取沈约《宋书》，而编年称略，亦其例也。而刘知几讥裴氏之书名略，而文不免繁，斯亦未达于古人之旨。《黄石》、《淮南》，《黄石公三略》、《淮南子。要略》。诸子之篇也。张温、鱼豢，张温《三史略》、鱼豢《典略》。史册之文也。其中亦有谟略之意，何尝尽取节文为义欤？
循吏之迹，难于志乡贤也。治有赏罚，赏罚出而恩怨生，人言之不齐，其难一也。事有废兴，废兴异而难易殊，今昔之互视，其难二也。官有去留，非若乡人之子姓具在，则迹远者易湮，其难三也。循吏悃愊无华，巧宦善于缘饰，去思之碑，半是愧辞，颂祝之言，难证实迹，其难四也。擢当要路，载笔不敢直道；移治邻封，瞻顾岂遂无情？其难五也。世法本多顾忌，人情成败论才，偶遭挂误弹章，便谓其人不善，其难六也。旧志纪载无法，风尘金石易湮，纵能粗举大凡，岁月首趾莫考，其难七也。知其难，而不敢不即闻见以存其涯略，所以穷于无可如何，而益致其慎尔。
列传首标姓名，次叙官阀，史文一定之例也。政略以官标首，非惟宾主之理宜然，抑亦顾名思义之旨，不可忽尔。旧志以知县县丞之属，分类编次，不以历官先后为序，非政略之意，故无足责也。
【 译文】
近代编方志的人，用人物作纲，而名宦、乡贤、流寓等条，标志区分作目，那体例大概从元、明的一统志开创，而统理大区、府、州、县的按地区划分作书，也采用一统志按类编纂的方法，可以说是不符合体制了。人物不应当按类编纂，体例在列传首篇详细说明；名宦不应当收在人物部分，那样就没有弄明白著述体裁，而由于在权衡事理上糊涂。古时候诸侯封国，世代统治，各国自己具有《 春秋》 ，羊舌群晋《 春秋》 ，《 墨子》 所引燕《 春秋》 。主宰国境之内，君主的元年只尊奉王的正月而已。到封侯建邦的制度废止而实行郡县制，太守、县令受命奉行诏令，万里之外，也好像京城一带管理地方的长官，《 甘棠》 的歌咏召公乡郑国人的歌颂子产，司马迁、班固的《 循吏传》 ，所以根据时势决定取舍。至于正史以外，州郡专书，古时有写作的，主旨和体例不是不能理出头绪。梁元帝有《 丹阳尹传》 ，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著录共十卷。贺氏有《 会稽太守赞》 ，《 新唐书• 艺文．态》 著录共二卷。唐人有《 成都幕府记》 ，《 新唐书• 艺文志》 著录共二卷，起贞元，到咸通。都取管理那地方的官员，注明他们的名声和功绩。这些书另外流行，本来不和《 广陵烈士传》 、华隔撰，见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。《 会稽先贤传》 、谢承撰，见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。《 益部者旧传》 陈寿撰，见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。混杂在一起记载。那么，有善政的长官，和乡里的名流，本来不归于云跟随龙一类，本来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。按顺序排列名宦，不可以和乡贤一同作列传，不仅是客和主形势不同，也是详细和简略体制不同。长官管理这地区，采取他有办法使这一方土地兴盛，兴利除弊，遗留的恩德流布老百姓当中，就应当崇敬他而祝祷。否则学术类似颜回、曾参，行为如同鲁仲连、柳下惠，对本县没有益处，写志的人不能超越县境而记载，也是有道理的。假使那人没有做官以前，乡里的评论不赞许，离任以后，晚节不终，如果是一时的守法有治迹者，就记载他在这一方的善政。吴起杀妻，而在西河立功，在方志中不应当追究已经过去的事；黄霸作垂相，而名誉比在颖川时降低，在方志中不预先写他将来的事。把政事当作最重要的，而其它事都看轻，和探究始末而编为列传的当地人相比，难道能使用相同的体制吗？
旧县志在职官部分完备地记载政迹，而名宦部分只是空占篇幅，只在姓名的下面，注释说“事已详前”而已。这不仅宾主倒置，而且也不能区别是赞扬还是贬斥，是舍弃还是采取，完全失去《 春秋》 根据事情如实记载的精神。选举是人物的纲目，如同职官是名宦的纲目。选举、职官的不计议善恶，如同名宦、人物的不计议地位高低，事类不相等，而道理实际上互相凭借。选举表上有名字而列传里没有名字，和职官表上有名字而政略里没有记载，看的人查看前后，依照名称而求实际，语气没有赞扬或贬斥，而意思具有贬低或颂扬，这难道不能勉励后来的人吗？
列传的体裁繁多而有文采，政略的体裁直截而简要，不是挥笔有不同的情趣，大概事理有应当如此的地方吕列传包罗大小，评论人物，有分类归属如同家族的构成，有划分区域如同井田的制度。变化没有拘束，有《 易》 的形象；铺叙道理陈述谋划，有《 尚书》 的本质；情调起伏，长声吟咏，有《 诗经》 的含意；繁多周全，有《 礼》 的条理；排比事情，连结文辞，有《 春秋》 的本来意义。具有人际关系的借鉴，极尽事物的道理，怀抱千古的志向，摘取经传的丰富内容，表现出来成为文章，不可以想象。因此司马迁、班固的才能，不全部用在本纪、表、志里，而全部用在列传里。至于政略的体裁，主旨要求谨严，意思打算补救不足，时世有先后的限制，记述的关键有纲领。大概想要使体制简练，可以凭它治理地方的百姓，可以排在列传的前面。经线纬线纵横交叉，根本在于枢纽，这本来难对文人谈论。
古人有经没有纬的书，大抵用“略”作名称。裴子野取沈约《 宋书》 ，而使用编年体称作略，也是这一类。而刘知浅指责裴氏的书称作略而文字不免繁多，这也没有通晓古人的意旨。《 黄石公》 、《 淮南子》 ，《 黄石公三略》 、《 淮南子• 要略》 。是诸子的篇章；张温、鱼豢的书，张温《 三史略》 、鱼豢《 典略》 。是史册的文字。其中也有谋略的意思，何尝完全采取减省文字的意思呢？
记载循吏的事迹，比记载乡赞困难。治理有赏有罚，赏罚实行而恩和怨产生，人们言论的不一改，这是第一点难处。事情有衰败和兴盛，衰败兴盛不同而难易不同，现在和过去互相对照，这是第二点难处。官有离任的时候，不像当地人子孙都在，那么，事情隔得远的容易埋没，这是第三点难处。循吏诚恳不浮华，会钻营的官吏善于文饰过错，去思碑一半是不真实的言辞，歌颂祝福的话难以验证实事，这是第四点难处。提拔担任显要官职，挥笔不敢如实记载；移任治理相邻的地方，瞻前顾后地考虑，难道就没有私情？这是第五点难处。人际交往本来多顾忌，人情用成败论才干，偶然因过失受到弹幼，就说那人不好，这是第六点难处。泊县志记载没有方法，发生战乱金石文字容易埋没，即使能粗略地举出大概，时间和事情首尾考查不出，这是第七点难处。知道那困难，而不敢不就着所闻所见来保存那概要，因此在无可奈何的困境中．而更加求得慎重的态度。
列传首先标明姓名，接着叙述官阶门第，是史书确定的体例－政略把官职记在最前面，不只宾主关系的道理应当这样，也是顾名思义的意旨不可以忽视。旧县志按知县、县承等分类编排，不按历任先后为次序，不是政略的含意，因此不值得责怪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