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安宰币聘修志，兄于史事久负，不得小试，此行宜踊跃。仆有何知，乃承辱询。抑盛意不可不复，敢于平日所留意者，约举数条，希高明裁择。
有不然处，还相告也。
一，州郡均隶职方，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，然义例不可不明。如传之与志，本二体也。今之修志，既举人物、典制而概称曰志，则名宦、乡贤之属，不得别立传之色目；传既别分色目，则礼、乐、兵、刑之属，不得仍从志之公称矣。窃思志为全书总名，皇恩庆典，当录为外纪；官师铨除，当画为年谱。典籍法制，则为考以著之；人物名宦，则为传以列之。变易名色，既无僭史之嫌；纲举目张，又无遗漏之患。其他率以类附。至事有不伦，则例以义起，别为创制可也。琐屑繁碎，无关惩创，则削而不存可也。详瞻明备，整齐画一乃可为国史取村；否则纵极精采，不过一家小说耳，又何裨焉？
一，今世志艺文者，多取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、记序、杂文，依类相附。
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，生祠碑颂之全无实征，亦胥入焉。此姑无论是非，即使文俱典则，诗必雅驯，而铨次类录，诸体务臻，此亦选文之体，非复志乘之体矣。夫既志艺文，当仿《三通》、《七略》之意，取是邦学士著选书籍，分其部汇，首标目录，次序颠末，删芜撷秀，掇取大旨，论其得失，比类成编，乃使后人得所考据，或可为馆阁雠校取材，斯不失为志乘体尔。至坛庙碑铭，城堤纪述，利弊论著，土物题咏，则附人物产、田赋、风俗、地理诸考，以见得失之由，沿革之故。如班史取延年、贾让诸疏入《河渠志》，贾谊、晁错诸疏入《食货志》之例可也。学士论著，有可见其生平抱负，则全录于本传，如班史录《天人三策》于《董仲舒传》，录《治安》诸疏于《贾谊列传》之例可也。至墓志传赞之属，核实无虚，已有定论，则即取为传文，如班史仍《史记。自序》而为《司马迁传》，仍扬雄《自序》而为《扬雄列传》之例可也。此一定之例，无可疑虑，而相沿不改，则甚矣史识之难也！
一，凡捐资修志，开局延儒，实学未闻，凡例先广，务新耳目，顿易旧书；其实颠倒狙公，有何真见？州郡立志，仿自前明。当时草创之初，虽义例不甚整齐，文辞尚贵真实，剪裁多自己出；非若近日之习套相沿，轻隽小生，史字未曾全识，皆可奋笔妄修，窃叨汽脯者。然其书百无一存，此皆后凌前替，修新志者，袭旧志之纪载，而灭作者之姓名。充其义类，将班《书》既出，《史记》即付祖龙；欧、宋成书，《旧唐》遂可覆瓮与？仆以谓修志者，当续前人之纪载，不当毁前人之成书。即前志义例不明，文辞乖舛，我别为创制，更改成书；亦当听其并行，新新相续，不得擅毁；彼此得失，观者自有公论。仍取前书卷帙目录，作者姓氏，录入新志艺文考中，以备遗亡。
庶得大公无我之意，且吾亦不致见毁于后人矣。
一，志之为体，当详于史。而今之志乘所载，百不及一。此无他，搜罗采辑，一时之耳目难周；掌故备藏，平日之专司无主也。尝拟当事者，欲使志无遗漏，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，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。凡政教典故，堂行事实，六曹案牍，一切皆令关会，目录真迹，汇册存库。异日开局纂修，取裁甚富。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，亦庶得州间史肯之遗意。今既无及，当建言为将来法也。
一，志乃史体，原属天下公物，非一家墓志寿文，可以漫为浮誉，悦人耳目者。闻近世纂修，往往贿赂公行，请托作传，全无证实。此虽不肖浮薄文人所为，然善恶惩创，自不可废。今之志书，从无录及不善者，一则善善欲长之习见，一则惧罹后思之虚心尔。仆谓讥贬原不可为志体，据事直书，善否自见，直宽隐彰之意同，不可专事浮文，以虚誉为事也。
一，史志之书，有裨风教者，原因传述忠孝节义，凛凛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使百世而下，怯者勇生，贪者廉立。《史记》好侠，多写列客畸流，犹足令人轻生增气，况天地间大节大义，纲常赖以扶持，世教赖以撑柱者乎？每见文人修志，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，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，无不津津累牍。
一至孝子忠臣，义夫节妇，则寥寥数笔，甚而空存姓氏，行述一字不详，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，又何取焉？窃谓邑志搜罗不过数十年，采访不过百十里，闻见自有真据，宜加意采辑，广为传述，使观者有所兴起，宿草秋原之下，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。尤当取穷乡僻壤，畸行奇节，子孙困于无力，或有格于成例，不得邀旌奖者，踪迹既实，务为立传，以备采风者观览，庶乎善善欲长之意。
已上六条，就仆所见，未敢自谓必然。而今世刻行诸志，诚有未见其可者。丈夫生不为史臣，亦当从名公巨卿，执笔充书记，因而得论列当世，以文章见用于时，如纂修志乘，亦其中之一事也。今之所谓修志，令长徒务空名，作者又鲜学识；上不过图注勤事考成，下不过苟资馆谷禄利。甚而邑绅因之以启奔竟，文士得之以舞曲笔；主宾各挟成见，同局或起抵悟；则其于修志事，虽不为亦可也。乃如足下负抱史才，常恨不得一当牛刀小试。向与仆往复商论，窥兄底蕴，当非苟然为者。文安君又能虚心倾领，致币敦请，自必一破从前宿习。杀青未毕，而观者骇愕，以为创特，又岂一邑之书，而实天下之书矣。仆于此事，无能为役，辱存商榷，陈其固陋之衷，以庶几萤烛增辉之义，兄具有以进我乎？
【 译文】
文安县宰聘请编修方志，兄在史学上久有抱负，没有机会稍微显示一下，这一去应当情绪高涨。我哪里有什么见解，竟承受你不顾屈辱的询问，不过，深厚的情意不可不回答，冒昧地对平日所留意的，大略举出几条，希望高明权衡选择。有不对的地方，再告诉我。
二、州郡都隶属朝廷，自然不能像封邦建国制度下的按国作史书，但是主旨和体例不能不明确。例如传和志，本来是两种体裁。现在编修方志，既然举出人物、典章制度而一律称作志，那么名宦、乡贤之类，不能另外设立传的名目。传既然另外划分名目，那么礼、乐、兵、刑之类，不能仍然依从志的共称了。私下里认为“志”是全书的总名，皇帝恩德、庆祝典礼，应当记载成外纪；官吏的选授，应当划成年表；典籍、法制，就作考来记载；人物、名宦，就作传来排列。改变名目，既没有越名分冒用史书的嫌疑；纲举目张，又没有遗漏的忧虑。其它大抵按类归附。至于事情有不相类的，体例根据意思制定，另外创立体制就可以了。琐屑繁碎，和惩戒没有关系，删除不保存就可以了。详细充实，明确完备，整齐一致，才可以被国史采取；否则即使很出色，不过是一家杂记罢了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
一、当代作艺文志的人二大多取长官和地方绅士所作的诗赋、记序杂文，按照类别归属，甚至风云月露等和惩戒没有关系的，生祠、碑颂等根本没有确实验证的，也都收人。这些暂且不论是非，即使文章都高雅有法度，诗必定典雅纯正，而编排次序分类收录，各种文体力求周全，这也是选文的体例，不再是方志的体例了。既然作艺文志，应当仿照三通、《 七略》 的意图，取这一地方的文人撰写编选的书籍，区别门类，首先标出目录，接着叙述本末，删除驳杂，采摘秀异，选取大旨，论述得失，按类排比成编，于是使后人能够凭它进行考据，或者可以被馆阁校做采用，这还算得上是方志体。至于坛庙的碑铭，城墙、堤防的记述，对利和弊的论著，对土产的题咏，就附人物产、田赋、风俗、地理等考，用来看出得失的原因，沿革的缘故，如班固《 汉书》 取延年、贾让诸疏人《 河渠志》 ，贾谊、晃错诸疏人《 食货志》 的例子，是可以的。学士论著，有可以看出那人生平抱负的，就全部收录在本传，如班固《 汉书》 把《 天人三策》 收录在《 董仲舒传》 ，把《 治安策》 诸疏收录在《 贾谊列传》 的例子，是可以的。至于墓志、传赞之类，经过核实没有虚假，已经有定论，就取来作传文，如班固《 汉书》 沿袭《 史记• 自序》 而作《 司马迁传》 ，沿袭扬雄《 自序》 而作《 扬雄列传》 的例子，是可以的。这是确定的体例，没有可疑虑的，而互相沿袭不改变，具有史识太难了！
一、凡是捐资财编修方志，开局邀请儒者，切实的学问还没有知道，凡例先扩展，力求耳目一新，立刻改换旧书。实际上是养猴子的人颠倒三四，有什么真见解呢？州郡立志书，仿效的是前朝明代。当时开创初期，虽然体例不太整齐，文辞还重视真实，取舍安排大多由自己决定；不像近来的旧套套互相沿袭，轻率的小辈，史书文字还没有全部认识，都可以挥笔胡乱编写，不胜任而贪取薪捧。但这样的书一百种保存不了一种。这些都是后来的采用欺压手段，把以前的废弃，编修新志的人，沿袭旧志的记载，却抹掉作者的姓名。推广那事类，难道班固《 汉书》 写成后，《 史记》 就烧掉；欧阳修、宋祁写成《 新唐书》 ，《 旧唐书》 就可以盖坛子吗？我认为编修方志的人，应当接续前人的记载，不应当损坏前人已成的书。即使前志主旨和体例不明显，文辞错乱，我另外创新，更改已成的书，也应当听凭它们一同流行，新的和新的互相接续，不能任意毁坏；彼此的得失，看的人自有公论。仍然取前志的卷次目录、作者姓名，记录进新志艺文考里，用来防备遗忘，这样差不多得到大公无私的意思了，而且我也不致被后人指责了。
一、志的体制，应当比史书详细，而现在的方志所记载的，一百个里面没有一个达到的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搜罗采辑，一时的耳闻目见难遍及；掌故储备收藏，平时的专门管理没有主管。我曾经思量，和事情相关的人，想要使志没有遗漏，平时应当设立一个方志科房，指派下属官吏里略微通晓文辞的做这事。凡是政治教化的典故，公堂的故实，六曹的文书，全部都让行文通知，目录真迹，汇编成册存在库房。将来开局纂修，可采取的很丰富，虽然不应当比拟古时列国史官，也差不多得到古代地方小吏掌管文书的遗意。现在已经来不及，应当有所建议作为将来的方法。
一、志是史的体裁，原本属于天下的公物，不是一家的墓志、祝寿文，可以用来随意鼓吹虚名，悦人耳目。听说近世纂修，往往贿赂公行，请托作传，完全不求真实。这虽然是不正派、轻薄的文人做的事，但是对善恶的警戒，自然不能废除。现在的志书，从来没有记载到不善的，一是褒奖善想要家世长久的习见，一是害怕遭遇后患的怯惧心理而己。我认为讥刺贬斥的方式本来不可以在志的体裁中使用，根据事情如实记载，善恶自然显示出来，直率或宽缓，隐晦或明显，意思相同；不可以专门从事华而不实的文词，把虚名当作大事。
一、史志的书，对风俗教化有益的，本来因为传述忠孝节义，凛凛烈烈，有声有色，使百世以下，胆怯的人产生勇气，贪婪的人树立清廉。《 史记》 喜好侠客，往往写刺客奇人，还足够令人不吝惜生命增长气概；何况人世间大节大义，三纲五常依靠它扶持，当世的教化依靠它支撑呢！常常见到文人编修方志，凡是景物使人留恋，可以放纵文笔的地方，典故的考订，可以夸耀学识渊博的地方，没有不趣味浓厚地接连写满篇幅的。一到了孝子忠臣，义夫节妇，就寥寥数笔，甚至仅仅保存姓氏，平生事迹连一个字也不细说，使看的人好像阅览县令任用衙役的名册，又从中采取什么呢？私下里认为县志搜罗材料不超过数十年，采访不超过百十里，听见的和看见的自然有真实凭据，应当特别注意采辑，广泛传述，使看的人有所感动奋发，长着隔年野草的秋天原野之下，必定有拜谢记事笔而在秋雨中哭泣的灵魂了。特别应当取穷乡僻壤，有脱俗行为、奇特节操，子孙陷人没有力量的困境，或是由于惯例的阻碍，不能求得表彰奖赏的，按行事踪影寻求而察实后，务必为他们立传，用来预备采集风俗的人观看，差不多是褒奖善想要家世长久的意思。
以上六条，就着我所理解的，不敢自认为一定正确。而当代刻印流行的各种方志，确实有看不出它们长处的。大丈夫活着不作史官，也应当跟随有名望的显要人物，拿着笔担任书记，于是能论说当代，凭文章受到当代人的任用，像纂修方志，也是其中的一件事。现在所说的编修方志，长官仅仅追求空名，作者又缺少学识，上等的只是谋取记载尽力职事的考核，下等的只是苟且求取酬金禄利。甚至县里绅士由于这而引起奔走竞争，文人获得这位置而舞弄歪曲事实的笔，主人宾客各自抱有成见，同在志局的人有时产生矛盾，那么他们对于编修方志的事，即使不做也行。至于您具有史学才能，常遗憾不能小试一下本领。以前和我往复商量讨论，看出兄的内心蕴藏，应当不是随随便便地做这事的。文安县宰又能虚心钦佩领教，送财物诚恳聘请，自然必定会破除从前的旧习惯，书尚未写定，而看的人惊讶，认为是独创，又哪里是一个县的书，而实在是天下的书啊。我对于这事，没有能力做，承蒙商榷，陈述我浅陋的内心，用来期望有萤火虫、蜡烛能给日月增加微弱光辉的意思，兄可要有什么使我长进啊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