荆州富于《禹贡》《职方》，雄据于三国六朝五季，而冲要岩剧于前明。
盖至今所领仅七城，而于湖北部内十一府州，犹为重望云。三代画州，荆域袤延且数千里，无可言也。汉分南郡，荆州所部。蒯越说刘表曰：“荆州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八郡可传檄而定。”诸葛忠武说昭烈曰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用武之国。”六朝争剧于萧梁，五季称雄于高氏，一时献奇借箸，腾说虽多，大约不出蒯、葛数语。然是时荆州，实兼武陵、桂阳诸郡，幅员包湖南境。至明改元中兴路为荆州府，则今荆州境矣。彼时王国所封，蔚为都会。我朝因明旧治，初以总兵官镇守其地，旋改满营，设将军都统以下如制。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县与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两府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又以远安隶荆门州。于是荆州所部，止于七县。然而形势犹最诸府，则江陵固兼南北之冲，而东延西控，联络故自若也。
至于时事异宜，则满汉分城，民兵不扰；漕兑互抵，转饷无劳，亦既因时而立制矣。惟大江东下分流，故道多湮，江防堵筑，视昔为重。乾隆戊电大水灌城，军民被淹，城治倾圮。天子南顾畴咨，特命重臣持节临莅，发帑二百万金，巨工大役，次第兴举。余于是时，奉命来督两湖，夙夜惴惕，惟恐思虑有所未周，无以仰答诏旨。咨于群公，询于寮寀，群策材力，幸无陨越。
而亿兆生灵，皆蒙恺泽，而出于昏垫，则荆州虽故而若新也。
逾年，民气渐苏，官司稍有清晏。知府山阴张君方理，始欲整齐掌故，为后持循；旋以事去。继其任者，永济崔君龙见，乃集七县长吏而议修府志。
崔君以名进士起家，学优而仕，其于斯志，盖斤斤乎不苟作也。且《荆志》著于古者，倍他卅邵，盛弘之有《荆州记》，庾仲雍有《江记》，宗懔有《荆楚岁时记》，梁元帝有《荆南志》；又有《丹阳尹传》，书虽不存，部目可考，遗文逸句，犹时见于群书所称引也。前明所修《荆州府志》，仅见著录而无其籍。康熙年间胡在格所修，号称佳本，而世亦鲜见，今存叶仰高志，自云多仍胡氏旧文，体例谨严，纂辑必注所出，则其法之善也。而崔君之于斯志，则一秉史裁，详赡博雅之中，运以独断别裁之义。首纪以具编年史法，次表以著世次年代，掌故存于诸考，人物详于列传，亦既纲举而目张矣。又以史志之书，记事为主。艺文乃著录之篇，而近代志家，猥选诗文杂体；其有矫而正者，则又裁节诗文，分类隶于本事之下，皆失古人流别。今师史例以辑府志，更仿选例以辑文征。自云：志师八家《国语》，文征师十五《国风》，各自为书，乃得相辅而不相乱。又采辑之余，琐事畸盲，取则失裁，弃则可惜。近人编为志余，亦非史法。今乃别为《丛谈》一书，巨细兼收，而有条不紊，盖近日志家所罕见也。昔罗愿撰《新安志》，自谓儒者之书，不同钞撮簿记。今崔君所辑，本源深远，视罗氏雅裁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已。
会湖北有《通志》之役，聘会稽章典籍学诚，论次其事。章君雅有史识，与余言而有合。崔君又屡质于典籍，往复商榷，时亦取衷于余。余故备悉其始末，而叙于卷端。
【 译文】
荆州在《 禹贡》 、《 周礼• 职方氏》 里看作富足地区，在三国、六朝、五代时是军事重镇，在前明是冲要险地。到现在所管辖的只有七个县，而在湖北辖区内十一个府州里，仍然有重大声望。夏、商、周三代划分州境，荆州范围将近数千里，没有可说的。汉代分设南郡，是荆州所统领的。蒯越劝说刘表：“荆州南面凭借江陵，北面掌握襄阳，所属八郡可以传布檄文而平定。”诸葛忠武劝说昭烈帝：“荆州北面凭借汉水、两水，向南能得到南海的物资．向东连络吴越，西面通向巴蜀，是用兵争夺之地。”六朝时，梁朝萧氏争夺这重地，五代时，高氏在这里占据一方，一时间指点筹划进献奇策，宣扬言论的虽多，大抵不出蒯、诸葛几句话的范围。然而这时的荆州，实际上包含武陵、桂阳诸郡，幅员统括湖南境。到明代改元代的中兴路为荆州府，就是现在的荆州境了。那时是王国的封地，扩展成都会。我朝依据明代旧治所，起先用总兵官镇守这地方，不久改为满洲兵，按照制度设置将军、都统以下官员．雍正十三年，割二州三县和土司地，分置宜昌、施南两府。乾隆五十六年，又把远安县隶属荆门州，于是荆州所统领的，只有七县。然而地势还是在湖北各府的首位。就因为江陵本来同时是南北的要道，而通向东方控制西方，联络本来没有阻碍。至于时事有不同的适当措施，就有满人、汉人分城驻守，百姓和军队不互相侵扰；潜运和兑运互相接连，转运粮食不受劳苦，也已经根据时势而设立制度了。只是长江东下分流，故道大多堵塞，长江堤防的修筑，比起以前更加重要。乾隆五十三年，大水灌城，军民被淹，城墙倾倒。皇上南望叹息，特地派遣大臣，出使来到，发出库银二百万两，巨大的工程，依次兴办。我在这时奉命来作湖北、湖南的总督，从早到晚优俱，只怕思虑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没有成绩来向皇上回复诏旨。咨询群公和僚属，大家献出才能和力量，幸好没有失职。百万生灵都蒙受和乐的恩泽，而从水灾脱身，那么荆州虽然古老却像新建的一样。
过了一年，百姓精力逐渐恢复，官府略微有了清闲安宁。知府山阴张君方理，正想要整理掌故，让它被后任遵循，不久因事离任。接替他职务的永济崔君龙见，方才聚集七县长官而商讨编修府志。崔君以著名进士进人仕途，学习有余力而做官，他对这府志，很谨慎不随便编写。况且荆州志在古时著作的，是其它州郡的几倍，盛弘之有《 荆州记》 ，皮仲雍有《 江记》 ，宗擦有《 荆楚岁时记》 ，梁元帝有《 荆南志》 ，又有《 丹阳尹传》 。书虽然不存，类目可以考知，遗逸的文句，还时常在群书的引用里见到。前明编修的《 荆州府志》 ，只在书目著录中见到，而没有见到那书，康熙年间胡在洛所编修的，号称佳本，而世上也很少见到。现存叶仰高编修的志，自己说大多沿用胡氏旧文，体例谨严，汇集材料必定注明出处，就是他的方法的优点。而崔君在这志里，就完全主持历史学体制，在详细充实、丰富文雅当中，运用独自决断、独特裁定的道理。最先是纪，用来具备编年记事的史学方法，接着是表，用来记录世系、年代，掌故在各篇考里保存，人物在列传里详细记载，也已经像网绳提起而网眼都张开了。又认为史书、方志，记事为主，艺文类本是著录书目的部分，而近代编修方志的人，随便地选人诗文杂体，有矫正前者的，就又删节诗文，分类归属在本事的下面，都违反古人的分门别类。现在效法史书体例来编辑府志，又仿照选诗文的体例来编辑《 文征》 。他自己说：志效法八国的《 国语》 ，《 文征》 效法十五国的《 国风》 ，各自成一书，于是能互相辅助而不互相扰乱。另外，采集所剩余的，琐事和奇怪言谈，采用就失去减裁，舍弃就可惜，近代人编成“志徐”，也不是作史方法。现在就另外编成《 丛谈》 一书，大小同时收入，而有条理不紊乱，大概是近年方志罕见的。从前罗愿撰《 新安志》 ，自己说是儒者的书，和摘录簿册的书不同。现在崔君所编辑的源头深远，比起罗氏的美好裁制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恰巧湖北有编修《 通志》 的事，聘请会稽章学诚典籍论定编排。章君很有史识，和我谈论有一致的地方。崔君又多次询问章典籍，往复商榷，也常常向我征求适中意见。因此我完全了解编修府志的过程，而在卷首叙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