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。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。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。先帝亦言：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，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及赦也。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乎？”及费祎为政，始事姑息，蜀遂以削。
［冯述评］
子产谓子太叔曰：“唯有德者，能以宽服民；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；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”
太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于是郑国多盗，太叔悔之。
仲尼曰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
商君刑及弃灰，过于猛者也；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，过于宽者也。
《论语》赦小过，《春秋》讥肆大眚。合之，得政之和矣。
【译文】
有人批评诸葛亮（三国时代蜀国宰相，字孔明，隐居隆中，人称卧龙，刘备三访始获见，后佐刘备建国于蜀，与东吴、魏鼎足而立，拜为丞相，封武乡侯）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。诸葛亮回答说：“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、仁德之心，不该随意施舍不恰当的恩惠。所以匡衡（汉朝人，累官至丞相，封乐安侯）、吴汉（东汉人，字子颜，封度平侯）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。先帝（指刘备，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）也曾说过：我曾与陈元方（名纪，东汉？颍川人）、郑康成（名玄，东汉大儒，生平著述甚多）交往，从他们的言谈中，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，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；又如刘景升父子（即刘表、刘琮。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，刘表死后，刘琮投降曹操）年年都大赦人犯，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
后来费祎（三国蜀人，与董允齐名，累官至尚书令，封成乡侯）主政，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，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。
［冯评译文］
子产（名公孙侨，春秋郑国人，时晋楚争霸，郑处两强之间，子产周旋其间，卑亢得宜，保持无事）对太叔（即子太叔，名游吉，春秋郑国人，继子产为政，能宽不能猛，郑国多盗）说：“只有最具仁德的人，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；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。猛烈的大火，人看了就害怕，因此很少人被烧死；平静的溪流，人们喜欢接近嬉戏，却往往被淹死。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。”
后来太叔治理国家，不忍用严厉的方法，于是郑国盗匪猖獗，太叔非常后悔。
孔子说：“行政过于宽容，百姓就容易轻慢，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；过于严厉，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，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感化他们。用宽容来调和凶残，用严厉来调和轻慢，才能做到人事通达，政风和谐。”
商鞅（战国卫国人，佐秦孝公变法，使秦富强）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（古代肉刑之一，在面上刺字后用墨染黑，又称墨刑），这样就太过严苛了。”
梁武帝（萧衍，长于文学、书法，迷信佛教）看见执行死刑，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，这样又太过宽容。
《论语》有“宽赦小过错”之说，《春秋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，二者只有调和得宜，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