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周文襄公巡抚江南，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。公阅牒大异，询父老，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，并赋之贫民，贫民不能支，尽流徙。公创为平米，官田民田并加耗。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。公与知府况钟曲算，疏减八十余万。旧例不得团局收粮，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，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，名粮长，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，加耗不过十一。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，视远近劳逸为上下，酌量支拨，京、通正米一石支三，临清、淮安、南京等仓以次定支，为舟樯剥转诸费。填出销入，支拨羡余，各存积县仓、号“余米”。米有余，减耗，次年十六征，又次年十五，更有羡。
正统初，淮、扬灾，盐课亏，公巡视，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，县拨一二万石，运贮扬州盐场，准为县明年田租，听灶户上私盐给米。时米贵盐贱，官得积盐，民得食米，公私大济。公在江南二十二年，每遇凶荒，辄便宜从事，补以余米，赋外更无科率。凡百上供，及廨舍、学校、贤祠、古墓、桥梁、河道修葺浚治，一切取给余米。
［冯述评］
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，失于稽考，奏遣曹属，尽括余米归之于官。于是征需杂然，而逋负日多。夫余米备用，本以宽济，一归于官，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。试思今日两税，耗果止十一乎？征收只十五，十六乎？昔何以薄征而有余，今何以加派而不足，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。
何良俊曰：
“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，常操一小舟，沿村逐巷，随处询访。遇一村朴老农，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，咨以地方之事。民情土俗，无不周知。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，而以金花银，粗细布，轻赍等项，裨补重额之田，斟酌损益，尽善尽美。顾文僖谓‘循之则治，紊之则乱’，非虚语也。自欧石冈一变为论田加耗之法，遂亏损国课，遗祸无穷。有地方之责者，可无加意哉！”
【译文】
明朝人周文襄公（周忱，字恂如，吉水人，谥文襄）任江南巡抚时，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。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，询问地方父老，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，转由贫民负担。贫民缴交不出，只好流离四散。
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，官田，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。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，文襄公与知府况钟（靖安人，字伯律）详细计算，［好帮手。］宽减八十多万石。
依照旧例，团局不可收粮，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。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，推选一个有力的人，称之为“粮长”，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，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。
此外，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，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，运到京师、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，临清、淮安、南京等仓，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，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。
整顿支出和收入，支付后所余的米，分别存积在县仓，称之为“余米”。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，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，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，米粮遂剩余更多。
英宗正统初年，淮阳有灾害，盐税亏损。文襄公巡视时，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，每县拨十二万石，运到扬州盐场，可抵第二年的田租，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。当时米价贵，盐价廉，官府可以存盐，而人民有米吃，公私都得到好处。
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，每遇凶灾荒年，就相机行事，用余米来补救。除了田赋之外，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，凡是各种进贡，及官署、学校、祠堂、古墓、桥梁、河道的修理整治，一切都从余米支付。
［冯评译文］
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，失于掌理考核，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，于是征税名目繁杂，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。
储备余米，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，完全收归官府后，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，而人民却失去依靠。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，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？还是征收十分之五、，十分之六呢？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，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？
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，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？
何良俊说：
“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，常常乘坐一艘小船，沿着村里巷道，到处探访，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，就将他带回来，安排在榻下，问他地方上的事，民情习俗，无不一清二楚。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。
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，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，绝不是假话。
但是自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，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，留下无穷的祸害。治理地方政事的人，能不留意吗？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