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京师有盗劫一家，遗一册，旦视之，尽富室子弟名。书曰：“某日某甲会饮某地议事。”或“聚博挟娼”云云，凡二十条。以白于官，按册捕至，皆桚弛少年也，良以为是。各父母谓诸儿素不逞，亦颇自疑。及群少饮博诸事悉实，盖盗每侦而籍之也。少年不胜榜毒，诬服。讯贿所在，浪言埋郊外某处，发之悉获。诸少相顾骇愕云：“天亡我！”遂结案伺决，一指挥疑之而不得其故，沉思良久，曰：“我左右中一髯，职豢马耳，何得每讯斯狱辄侍侧？”因复引囚鞫数四，察髯必至，他则否。猝呼而问之，髯辞无他。即呼取炮烙具，髯叩头请屏左右，乃曰：“初不知事本末，唯盗赂奴，令每治斯狱，必记公与囚言驰报，许酬我百金。”乃知所发赃，皆得报宵瘗之也。髯请擒贼自赎，指挥令数兵易杂衣与往，至僻境，悉擒之，诸少乃得释。
［冯述评］
成化中，南郊事竣，撤器，失金瓶一。有庖人执事瓶所，捕之系狱，不胜拷掠，竟诬服。诘其赃，谬曰：“在坛前某地。”如言觅之，不获。又系之，将毙焉。俄真盗以瓶系金丝鬻于市，市人疑之，闻于官，逮至，则卫士也。招云：“既窃瓶，急无可匿，遂瘗于坛前，只捩取系索耳。”发地，果得之，比庖人谬言之处相去才数寸，使前发者稍广咫尺，则庖人死不白矣，岂必豢马髯在侧乃可疑哉？讯盗之难如此。
【译文】
京师有一户人家遭窃，小偷临走时遗落了一本小册子。失主打开一看，里面全记载着富家子弟的名字，写道“某日某甲与人在某地聚饮商议不正经的事”，或是“某人召妓聚赌”等等，一共有二十多条。
失主将盗匪遗失的小册呈送官府，官府按册子所记姓名捕人，都是本乡的纨绔子弟。官府认为他们就是打家劫舍的盗匪，然而他们的父母却认为自己的儿子平日行为虽不知检点，但还不至于沦为窃盗，因此对儿子的罪行表示怀疑。
而那群少年喝酒聚赌召妓等事都是事实，少年在严刑拷问下都自承有罪。官府逼问他们赃物何在，少年们随意妄称埋在郊外某处，官府派人挖掘，果然挖出一批财物，少年们没想到竟然胡乱说中，彼此对望，害怕的说：“这是天要我死。”而一方面官府认为既已找到失物，只待处决人犯就可结案。
有一指挥总觉得事有蹊跷，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，沉思许久后说：“我手下有一名蓄胡子的马夫，每次审讯少年犯，他就借故待在附近偷听。”于是又故意一连四次召来少年问话，发觉那位大胡子马夫总会在附近，审问其他人犯时，就不见大胡子马夫，指挥命人召马夫问话，马夫大喊冤枉，指挥再命人取来刑具，这时马夫才叩头认罪，请指挥摒退旁人后说：“我原来不清楚这件案子，只因那强盗贿赂我，要我每次在审讯少年犯时，都要记下大人及少年的对话，然后飞快报告他，他答应给我一百两黄金做为酬劳，至于能挖出赃物，是因强盗得知少年犯所说的地点，连夜挖洞埋藏的。”
大胡子马夫说完，自动请求抓贼以赎罪，指挥命士兵换上便装与马夫一同前去缉捕贼人，贼人果然全部落网，少年犯也无罪开释。
［冯评译文］
明朝成化年间，皇帝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礼，典礼过后撤除祭器时，发现遗失一只金瓶。有名厨子在摆设金瓶的附近游荡，所以被当成嫌犯逮捕下狱。在严刑拷问下，厨子自承罪状，狱吏讯问厨子赃物的下落，厨子胡乱说，埋在祭坛前某处，但吏卒按厨子所说的地点挖掘，并没有找到。又痛打厨子一顿，厨子在拷打下已奄奄一息了。不久，真的小偷把金瓶系上金丝在市集上出售，有人觉得可疑，就向官府报告。经逮捕讯问后，原来是名卫士。卫士招供说：“窃得金瓶后，因一时没有适当藏匿的地点，只好埋在祭坛下。”离厨子所说的地点相距不过几寸，如果当初吏卒再挖宽几尺，那厨子就会惨遭冤死，侦讯人犯难道一定非要有类似大胡子的马夫在场，才会觉得可疑吗？唉！侦讯人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