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「周家制度，是周公手定，孔手却说文王之文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想是文王已有成模，所以说「倬彼云汉，为章于天」；「丕显哉，文王谟」。周公守其家学而修之耳。故孔子接文王，周公算在见知里。
《周礼》一书，幸而存，必有发用之时。汉武帝直谓是战国黩乱不经之书，其后尊信《周礼》数人皆败事，所以人益不信。北魏文帝、周武帝、唐太宗略彷彿行之，如均田、府兵之类，皆有其意。文中子之子福时，记唐太宗欲行《周礼》，魏郑公曰：「非君不能污，顾巨无素业耳。」此未必确。纵不精熟，如考起来。何至全无头绪？欲洽天下，断非此书不可。
大学「大」应读为太；小学「小」应读为少，周礼「小宗伯」、「小司马」之类，人皆知读为少，却不知读「大宗伯」、「大司马」等为太。「冢宰」一称「太宰」，以冢即太也，甚且有称为「大冢宰」者，益可笑。
《周礼》在朝效天，如妃嫔、世妇、御妻，公卿、大夫、元士，皆用三九；在野法地，如井、牧、邱、甸，皆用八四。至国中象人，如比、闾、州、党，军、伍、师、旅，皆用伍。
胡五峰以《周礼》为刘歆伪作，说太宰岂有管米盐酰酱主事之理。不知男女饮食，自外言之，即治国平天下之要；自内言之，即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之要。日用间更有何事？
天者，君也；官犹司也，冢宰所司者，君之事，故曰「天官」。宰者，调和膳羞之名；冢，大也。君德者，万化之本；而饮食尽道者，又君德之本也。冢宰掌王饮食男女之事，使皆有节度，此体信之道，其为宰也大矣。君正而推以均四海，不过用水、火、金、木，饮食必时，合男女、颁爵位，必当年德，而万物自育，天地自位。是调和膳羞，其事至小而实大，其义至近而实远，以此名官，非喻也，深哉！知孔子「无间于」禹之心，即得用公立冢宰之意。（光坡。）
某意卷龙它冕、鷩冕、毳冕，亦当如今补子之类，未必全衣绘之。又烯冕，或即葛为之。大裘，即黑羔裘也，止可冬至祭天时着，若五月大社，如何着此？郑康成云：「糸希冕着祀社稷」。《注疏》以糸希即《虞书》糸希、绸之糸希，言「绸粉米于衣也」，未知是否。
地者，民也；司徒所司者，民之事，故曰「地官」。徒，众也，即民也。司徒掌义民之食，扰民之性，所谓尽制度品节之详，极裁成辅相之道也。（光坡）
至德以为道本，道即艺也；是存心以为致知之本。敏德以为行本，敏即敦敏、勤敏之敏，在知上说，是格致以为诚正修齐之本。孝德以知逆恶，是修己以为治人之本。逆恶，注谓指在己者，非是。盖知人之逆恶，由家以及国与天下也。知仁圣义中和，中，未发之性也；和，中节之情也。四德皆在其中矣。故后言中和，不复细举仁义等项。小学先言德行，而后及艺者，如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」。所谓文，不过是习其器数耳。大学先艺而后德行者，如博文约礼、文行忠信。所谓艺，则穷理格物之事也。
「土圭」之法一段，郑注恐理之不可通。夏至日道，入赤道北二十四度，北距嵩高弧背九度余。夏至日道，下直衡岳，晷无影。从嵩高至衡岳，夏至日道圜天之弧背，以弧矢术求弦，得衡岳脱地中弦径，约九度余。从阳城至衡岳，地平鸟道，相去约二千五百里。夫止二千五百里，而一则尺五寸，一则无影。是百六十余里，景已差一寸矣。则郑注所云千里而差一寸，恐未然也。又郑注谓景短者，中表之南，千里景短一寸；景长者，中表之北，千里景长一寸。如此，则日下无景，当在极南，万五千里之外，而衡岳之远阳城，不能万五千里昭昭矣。又言景夕者，东表日映，中表景乃中；景朝者，西表日未中，而中表景已中。如此，则极东之地，日出方及三五寻丈，日景已中；极西之地，日入未及三五寻丈，日景方中。若果地体方平，四际弥天，则信如所云矣。不然鸡子里黄之喻，地在天中，不过成形之大耳。弹丸浮寄。四际距天至远，四际距天之远若一也，则去日安能有远近之殊乎？虽日之出也，极东先见，及其人也，极西先昏，然随其处，各有晓午昏暮。安知日东者，不以吾为景朝乎？日西者，不以吾为景夕乎？且北尺有五寸，东西直北一带中，日景皆如是也。何以定其为东西之中乎？吾谓日南则景短多暑，谓从此中表而南之地，则当景短之时，盛暑不然。若今广州夏时，炎赫倍于他州。盖景短即夏至，非短于尺有五寸之谓也。日北则景长多寒者，谓从此中表而北之地，则当景长之时，隆寒不堪。若今塞外冬时，凛栗亦倍。盖景长即冬至，非长于尺有五寸之谓也。日东则景夕多风者，谓从此中表而东之地，则景夕之时多风。盖东地多水，多水则多风。若吾州，午后即海风扬也。风起于夕，故以景夕言之。日西则景朝多阴者，谓从此中表而西之地，则景朝之时多阴。盖西地多山，多山则云气盛。若柳子厚所谓「庸、蜀之南，恒两少日」是也。阴霾于朝，故以景朝言之。如此，则寒暑阴风，偏而不和，是未得其所求。天地之所合者，地中与天中气合也。合则四时交，而无多暑、多寒之患；合则风雨会，而；无多风；合则阴阳和，而无多阴。何以定之？以念寒暑阴风于五土，而知惟此为不偏也。然特就中国九州，而奠其四方之中耳。若论大地之中，当在南戴赤道下之国，则未知其何如也。然则冲和所会，无水早昆虫之灾，无凶饥妖孽之疾，兆民之聚，含生之类，莫不阜安，是乃王者之都也。日至之景，尺有五寸，谓之地中者，非谓必日景尺有五寸，乃为地中，是言地中之处，其景尺有五寸。盖用以为标识也。（光坡。）
郑康成谓，立八尺之表，惟洛阳、阳城，影一尺五寸，每千里差一寸。阳城之北以渐而长，南以渐而短，短至广州一万五千里，则表影全无矣。今考洛阳出北极二十三度有奇，广州出极三十五度，以成数要之，只差十一度。以今所制营造尺量之，每二百里差一度，止得二千二百里。即以古尺二百五十里差一度算之，亦止得二千七百五十里。安得一万五千里耶？
陈君举好巧说，谓《孟子》与《周礼》所谎百里与五百里，用方算，可以约略扭合；只是《周礼》说王畿千里中，容得公侯之国多少，此数必不能扭合。奈何？建都四面必不能匀，朱子辩永嘉之说是矣。但《禹贡》分明说甸、侯、绥、要、荒，禹都冀州，北面亦不能有如许地。此事只好活动说，若必要说得的确，恐反伤鉴。
九章二：象也，数也。量法，象也；算法，数也。方田、少广、商功、勾股，量法也；粟布、差分、均输、盈肭、方程、算法也。六书二：形成，声也。指事，丨在一上为上，丨在一下为下之类；象形，全图中有奇为日，半缺中有偶为月之类；会意，人言为信，止戈为武之类。三者皆形也。谐声，如水可为河，水工为江之类；转注，如长本长短之长，转为长幼之长；恶本善恶之恶，转为好恶之恶；长本长于吾，恶则自可恶之类；假借，如必乃弓带之谓，因必然声同，遂取为必然之用，本非此字，而借为此字。三者皆声也。
乡遂兵多，隐然有强本之意。圣人作事，多少意思都包在内。
乡遂车制，盖一族出一两为一乘。其三卒，则卒长为甲士，余为步卒。其一卒，则似为辎重之车也。（自记。）
朱子疑《周礼》中「以国服为息」一条，以为「比能几何？，而云「凡国之财用龋躩焉」」。此错会了经书之指。「龋躩」莫重看，即「此能几何」之意也，不过是国之财用亦有取于此耳。
友言：「荆公保甲，非如今之五家相保而已。盖五家出一甲兵也，所以不能行尤甚，均输亦断不可行。如青苗法，令程朱诸君子行之，有何不可？曰：「天下事大概如此，不得其人，未有不弊之法。如《周官》一书，但立王几千里一州之法，他入州置之不问，正是此意。那时王畿之地，有周、召、毕、芮盈于朝宁，恁甚详密之法，无不可行。至外诸侯，若强之行，有必不能者，但立一榜样于此，有能彷而行者，天子未尝不嘉与之。不然亦止五年之间，察其土地人民，风俗贞淫，在位贤否而已。这是圣人识大体处，若使九州尽如《周官》，虽圣人有所不能。」
春者，其气则天地温厚之气，其时则阴阳适均之时，中和之极也。宗伯掌礼以教民中，掌乐以教民和，故曰「春官」。（光坡。）
郊祀大地，圣人说得如见，「维天其右之」，竟似天来享，《周礼大司乐》，「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，再变而致赢物及山林之示，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，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，五变而致介物及上示，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」。七变，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」。八变，「则地示皆出，可得而礼矣」。九变，「则人鬼可得而礼矣」。道理至此，就到尽头处了。问：「人鬼何以居后？」曰：「天神地示，是现成的。鬼者，归也，既去了，又要追转来，岂不难致？天神地示，如目见形、耳闻声；致人鬼，如记念过的书，已往的事，自有难易。」
问：「以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三祀所用四声，谓即上分祀六乐，深得大乐必易之理，可谓神合。然不用商，明见于经，若无射，分祀奏之，于此去之，未有它孜。窃意宗庙之「大簇为征」，似复上文「天神」之讹也，请并改「大簇为园锺，」何如？」曰：「比说殊有理。」（光坡。）
龟，象也；笨，数也。求象于兆，求数于变，其法不同。体有百二，卦有六四，其道亦异。盖卜书之亡久矣，学者因莫之见，遂谓卜笨皆出于《易》，而援《易系》卜筮、蓍龟之官以证之。考之《春秋内外传》，先秦古书所举卜筮之繇，其系于筮者，皆今《周易》文也。卜繇别为言语，绝无双句与《易》相似者，岂可溷乎，愚则以为，卜书，五行也；筮书，阴阳也。《洪范》曰：「卜五，占用二。」此卜筮之大要也。《春秋傅晋》卜救郑，「遇水适火」，而史赵辈皆举五行克胜之义占之。卜之略例，于此可见。（光坡。）
「三梦」，旧注亦分三代，其说无据。且下直云「其经运十，其别九十」，不言「皆」，异于前文。则知
梦「一法，「致梦」者，有以致之也，如昼所思为，夜则成梦，是「致梦」也。「觭」，杜读为奇，「奇梦」亦思为所致，而诡异不测，乐广谓梦有想有因。，「致梦」、「角奇梦」之谓也。咸，感也，陟，升也，精神感而上通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以其无心焉，故谓之咸也。此三者，足以尽梦之变矣。（光坡。）
《世说》乐广说梦，曰想，曰因。想，即日之所为；因，虽非日之所为，而有所因，不必正像其事，而因此变幻而成。仍应补其一，曰兆。盖有全无所因，而吉凶祸福之先见者。《周礼》「三梦」正如此。「致梦」，即想也；「奇梦」，即因也；偏倚不正，因其类而有旁曲变幻之状也，曰「咸陟」。咸，感也；陟，通也。精神上通，而其端先见，即兆也。其后「六梦」，亦当解归此三类。「正」与「噩」，「咸陟」之类也；「思」与「寤」，「奇梦」之类也；「喜」与「惧」， 「致梦」之类也。如镜然，有正面照见者，有侧旁照见者，有我不见，而门外之形影镜已照见者。
「卜师掌开龟之四兆」，旧注：「开出其占书」，而以占者，下占人之事也。卜师所掌，在于作龟，而不在于占龟。所谓「开龟」者，盖若凿龟之义云耳；「四兆」者，凿龟之四方。上篇郑氏云：「春灼后左，夏灼前左，秋灼前右，冬灼后右。」以正此四兆者，为得其实。（光坡。）
「扬火以作龟，致其墨」。墨者，墨其将灼之处，而灼之以致其兆也。《书》曰「惟洛食」，盖食墨之谓。卜有龟焦者，有不食墨者，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也。夫墨，水也；灿契，火也。火过而阳则焦矣，水过而阴则不食矣。（光坡。）
龟卜之法不传，今以《周官》、《书经注疏》凑合想之，粗可言者。大概龟之体，犹筮之卦；龟之兆，犹筮之爻；龟之颂，犹筮之词。卦有六，卜仅三：一五，二廿五，三一百廿五，五，五行也，廿五，五五也；一百甘五，五其廿五也。内除三同，如水水又水，火火又火之类，则去五行之纯者，只得一百廿也。其颂千有二百者，如「火珠林」法，每一有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日起，故有一千二百也。此某臆度之说。龟灼视其纹与其烟，纹曲者水，直者火，左斜者木，右斜者金，横者土；烟之蒙者为木，直上者为火，交互者为水，断绩者为金，成片者为土。荆乃灼龟之木，「爱契我龟」，契应从锲，竟是铁钻，用明火，未开视卜词，而即以为「袭吉」者。盖方灼而龟即火起，谓之焦；龟版上有墨涂之，墨干谓之食墨，若不干，钻火而灭，谓之不食墨。皆阴阳不合，大凶也，即不卜。若三卜，总无焦、不食墨之状，即谓之「袭吉」。夫《易》论奇偶阴阳，卜论五行生克。至京房，则以卜搀入生肖筮，而以甲乙等日占之，以青龙为木，白虎为金，朱雀为火，玄武为木，而以勾陈媵蛇为土，以合六画。是谓「火珠林」。则古法淆乱矣。古人最重筮，所谓「筮短龟长」者，筮分阴阳，尚浑沦些，至卜分五行，则细微极矣。然五行一阴阳也，未可遽分优劣。龟卜至汉文帝时尚用之，其后遂不见用，亦由孔子赞《周易》后，而龟遂拙。
古者占梦，必参以天地、阴阳，谓人感天地、阴阳之气，于是乎有动于机，而形于梦。夫天地之会，阴阳之气，变化于四时，不可睹也，故察之乎日月星辰，而象见矣。如《春秋传》所载趟简子事。又《史记》宋元王梦一丈夫，延颈而长头，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，曰：「我为江使于河，而幕绸当吾路。豫且得我，我不能去。王有德义，故来告诉」召博士卫平问之，平乃援式而起，仰天而视月之光，观斗所指，定日处乡。四维已定，八卦相望。视其吉凶，介虫先见。乃对元王曰：「今时壬子，宿在牵牛。河水大会，鬼神相谋。汉正南北，江河固期，南风亲至，江使先来。白云拥汉，万物尽恶。斗柄指日，使者当囚。玄服辎车，其名为龟。王急使人问而求之。」此皆以日月星辰梦之法也。噩，谓所梦可惊愕。此六梦者，「致梦」、「奇妻」、「咸陟」皆有焉。问王之梦而献其吉者，则区者在所修剩斨知。（光坡。）
《周礼》「墓人」，为墓祭之尸，恐是祭土神，非祭墓中之人。（自记。）
「屋诛」者，所谓「纤割于甸人」也，盖公族不刑之于市耳。谓是「门诛」，大非。
《尚书》「伯禹作司空」，而后契为司徒，是唐虞之官也。《王制》司空度地居民，而后司徒修礼明教，是夏殷之官也。《洪范》四曰司空，五曰司徒，殷官又其著者。帝王皆首司空，而周公独后之何？盖典《易》以《艮》成终、成始义合也。是故冢宰掌天，司徒掌地，兼总条贯，是二宫者，包乎上下。其外春夏秋冬，各司一事。宗伯以礼乐教，而实由司空之富邦国，生万民，而后教化行。则自冬而春，贞下起元之义也。礼以节之，乐以和之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，极其效，不过欲老有所终，幼有所长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矜寡孤独废疾者有养而已。则春生、夏长、秋收以至冬藏之义也。以此为终，而实王道之始；以此为始，而要其成何以加兹？深哉！周公之意，岂有异于尧、舜、禹、汤之心乎！（光坡。）
《考工记》文字最妙，岂刘欲所能到？人不信《周礼》，遂将此书推与刘歆。近如阎百诗、黄黎洲辈，并将《周礼》亦推与刘歆。卑《周礼》失其平，不觉尊刘故过其分矣。
古者做车，有舆人，有轮人，各端其事。轮最重。古轮最圆，外边皆圆脊，行地不滞。今不圆而外廓，着地之木皆乎方，又用铋，皆咀晤不平，故不稳贴。古一车四马，然既云「脱骏」，则三马亦可；又「良马五之」，则五马亦可。
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淫巧，盖皆有用之物，如仪器、佩胧、自鸣锺之类。《易经》自庖掺没，神农作，神农没，尧舜作。张大其诃，却说及作舟车、耒耜、杵臼、弧矢之类，可见工之利用极大。《周官》一本《考工记》，今说车，《辅人》一篇尤要紧。定九先生云：「《中庸》说「九经」，必言「来百工」，而车尤难工。车中唯轮最妙，其行地者无多而轻利。」（以上《周礼》）
周乐是四节：一、升歌三终，堂上人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，用琴瑟和之，无他声；二、笙人三终，堂下笙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，亦无他声；三、间歌三终，堂上歌《鱼丽》毕，堂下笙《由庚》，又堂上歌《嘉鱼》毕，堂下笙《崇丘》，又堂上歌《有台》毕，堂下笙《由仪》；四、合乐三终，堂上歌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堂下笙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苹》众乐器齐作，舞亦在此时，而荣终矣。《书》「忧击鸣球」一节，恰是如此。 「以咏」是升歌，「下管」是笙入，合乐，箫，乃舞者所执，与削同。问：「王方麓《尚书日记》，亦如此说。」曰：「正赖此心此理之同。某节分《原道》，以为独见，张长史与某同；解《离骚》「求女」为求贤，以为独见，而方灵与某同。」
问：「古乐舞在何时？」曰：「其在合乐时乎。」问：「合乐时，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苹》皆有词，亦可入笙耶？曰：「可。但看如今之琴，无词者固多，然有词者何尝不可弹？」问：「作乐时用律否？」曰：「不用。律以制乐器者，所谓「王府则有」也。「律和声」，亦是推本言之。如制锺，要中黄锺之律，即取黄锺之管以念其声。十二律皆然。」问：「八音要合十二律，每音皆有十二器乎？抑一音一器，即可备十二律之声乎？」曰：「革木二者，如何合十二律？惟锺磬备十二律之声，故乐以金石为宗。丝即一器中可备十二律，竹匏一器中亦略备，土便不能，革木不过用以节之止之耳。」问：「堂上升歌，固用金石矣，不知亦用鼓否？曰：「用。如今之唱曲板也，如何不用？」问：「升敞之替者是几人？」曰：「二人。」
升歌、笙入、间歌、合乐，四节皆三终，是卿大夫乐。不知天手、诸侯如何？只是以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华》；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；《清庙》、《维天》、《维清》，皆三诗观之，恐亦三终也。大都卿大夫笙入用笙，天子、诸侯则用管。故《诗》曰「唠晔管声」，《书》曰「下管毙鼓」，而《享礼》曰「下管象舞」，《燕礼》曰「下管新宫」也。升歌，只行人声琴瑟，以锺磬节之，而他音皆止；笙入，只有笙音，以锺磐节之，而他音亦止。天子、诸侯于笙人时用管，至间歌、合乐，则仍用笙，不用管。
问：「升歌、笙人、间歌，都有《诗》章名目，至合乐时舞，不知所舞何《诗》？」曰：「经无明文。既云合乐，《关唯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鹊巢》、《采苹》、《采蘩》想舞亦应舞此。」
伯叔自期而下，便至小功，无大功。朱子以为开元礼之误，非也。丧以期断，父斩衰三年，祖期年，皆加降之服，惟祖加降为期。故同祖之伯叔亦期，若同曾祖之伯杈，则本服原止宜五月。自祖至高祖，皆直上。直上者，皆齐衰，但月数不同，不得称为缌功。伯叔皆旁列。旁列者，依大功、小功、缌麻而为服。平常人服十五升布，次而缌麻，次而小功，次而大功，次而齐、斩。八十缕为一升，以经言也。
古人衣服，吉凶不分颜色，而分粗细。缌麻与锡衰，与常服一样，皆十五升。锡衰、缌麻，练麻（沤洗也）而不练布。常人所用，未织布之先练麻，既织布之后又练布，总欲其熟而白也。
北首、南首，死者称首不称面。若称面，是脚对人，故不可也。（自记。）
揖，即肃拜，《春秋传》「敢肃使者」。（自记。以上《仪复》。）
圣人说「疑思问」，如何《礼记》又说「疑事毋质」？盖谓必不能知之事，如四海之外，存而不论者耳。举之以质，足有意穷人也。「客絮羹，主人辞不能亨；客歌醢，主人辞以赛」。若主人如是为辞，岂不是羞客？意此二句，是解上文，恐主人愧不能亨及窭也。古人文字简「辞」字是解作「避」字。
子夏、子游以文学称，其为文简练琢磨，调法俱备。子夏《仪礼传》，高似公、谷，有力量，公、毁皆其门人。子游文虽不可考，以子夏度之，亦可想见。又《檀弓》篇中，多有推尊子游处，以为乎游之徒，理或然也。《檀弓》文有姿致，子夏比之，又觉简质而劲。此便是南北文字分派之始。
古人尚左，兵事、丧事始尚右。「东向西响，以南方为上」；「南向北响，以西方为上」。此二句难说。古人先祭于室，则拜者西响，自以南方为上。及祭于堂，则拜者北响，自以西方为上。皆尚左也。东响、南响，并无比行礼之处。或者太祖在室，东响矣，而行礼者西响，则以南方为上；太祖在堂，南响矣，「是言军事应尚左，而楚人仍尚左也。夫子有姊之丧，拱而尚右，可见丧事亦尚右。」朱子谓申生当辨而走。申生所处，虽未必合于中庸，但不害其为孝子。此不须论。
曾子易箦，此本小事，不过人送一席，等间铺着，有人说此是大夫之席，曾子即易之。临死如此，可见圣贤学问精密。如平时有人说，自然亦如此。朱子所谓「不欲为已甚，而甩勉以受其赐，至死生之际则不可异」者，乃因问者支离，朱子随所问必辨到是处耳。看书似此类，不必多着语言。
《王制》当是殷制，故其通篇次叙，恰与《洪范》「八政」相符。想禹当年锡洛叙畴之后，一切规模制度，都从此出，所以《禹贡》中山川田赋，数皆用九。殷人承之，因于夏礼所谓「赞禹旧服」者也。则夏制疑亦仿此。直至文王演《易》，画出《后天图》，来，其后周家六官，遂从天地四时起义，非复「八政」四司空、五司徒，六司寇之序矣。然寅、师二者，《洪范》次于后，而《王制》居前。《王制》所以定立国规模，非《洪范》立教垂训之比。宾、师乃国事之尤大者，故先之。（清植。）
每尝以为古人四术之教，比之今人经史之学，工夫较省。今恩之不然。礼乐二者，条件正多。「不学操缦，不能安弦」，先要将正乐学会了，又要将九夷、八蛮、琵琶、箜篌之类，无所不学，然后能安弦。「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」，先要将正诗学会了，又要将秦、楚、赵、代之歌、民谣、巷讴，无所不晓，然后能安诗。「不学杂服，不能安礼」，要先将正礼学过，又要将一言一动、狠亲琐碎节目主详，无所不习，然后安礼。「不兴其艺不能乐学」，学固要志道、据德、依仁，能是矣，又要游艺，如此条目节次，终身固有不能尽者。所谓安者，不曾经过，未免疑惑。如人走路，已知正道，若不将旁路吱径皆曾走过，有人言从某路走，又比大路好些，心里未免疑惑。唯走过了，才知他或险僻，或迂曲，不若正路之坦易。如在道上赶贼，正路赶不上，就知道他定从那一条小路上去了。不然不知也。
日星从天而属阳，四时，日星所经也；山川从地而属阴，五行，山川所主也。然五行之气，实上播乎四时之间，如雷风、云雨、霜露之感遇聚散，无非山川所辚。五行之精，地所载之神气。然皆应天之时，与之同流，故天虽有春夏秋冬之四时，而所以化生万物者，亦不离乎风雨霜露而已。夫五行播于四时，是天地阴阴之和合也，和合故月生焉。阴精阳气会于太虚而成象，生之谓也。古今说者，皆谓月在天星日之下，而居地之上，其去地也最近。是月在天地之中，而所以调和斟酌乎阴阳者，故曰「月以为量」也。其盈也三五，以受阳之施；其阙也三五，以毓阴之孕。（光坡。）
「天秉阳」一段，是圣人极至之论。朱予以「和而后月生」句为疑，谓难道阴阳不和，月便不生？然考《尧典》四仲，亦只说日星不说月，后面才说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」，便是将月另说。历法至近来西洋人愈讲得精密，但他只讲得历法，不知历理。如何得天地以为本，四时以为柄，日星以为纪，「月以为量，鬼神以为徒」，几句说得精。「月」字亦不与「日星」同说。此皆圣贤实实知道，故如此的确说出。《洪范》「星有好风，星有好雨。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。月之从星，则以风雨。」《蔡传》皆作比喻言。其实此数句，班孟坚说得好，班云：「日为寒温，月为风雨，人事变于下，天道应于上。」故云：「日月之行，则有冬有夏。月之从星，则以风雨。」星有好风、好雨，亦有好燠、好寒者。「日永星火」，非燠乎？「日短星昴」，非寒乎？下文冬夏，即燠寒也。《蔡傅》以四「有」字相配，而以「月之从星」二句另说，故差。班孟坚以星好风、好雨另说，而以下文两「则」字相配，便明白的确。寒温皆日主之，风雨从地起，故月主之。但看潮汐全应月；蛤蚌之类，皆以月之盈亏为肥瘦；海中飓风起，定在六月十二，却不应节气。只是孟坚尚不细腻，「有冬有夏」，如何嵌一「月」字在内。盖寒燠虽因日之远近，而月亦有分。月去人最近，如冰轮在头顶上，故日北陆则杀其暑，南陆则益其寒。所以不单言日行。至风雨，则全是月主之。问：「「人事变于下，天道应于上」，二句何所指？」曰：「此本言庶征也。日月之行，经历星之好寒者，则为冬；倘当寒而燠，是必人事之变。日月之行，经历星之好燠者，则为夏；倘当燠而寒，又必人事之变。月从星之好风者，当风而不风，与不当风而风；从星之好雨者，当雨而不雨，与不当雨而雨，亦皆人事之变。上言雨阳寒燠风，此言冬即寒，夏即燠，风雨即上风雨。不言阳者，不风雨则皆阳，不必说也。月在天地阴阳之间，所以说「和而后月生」。说他在天，他去地极近，全管地下的事；说他在地，他又与日星为类，而名三光。说他是阳，他却体质全是魄；说他是阴，他却受日之光，亦能久照。「三五而盈」，从阳也；「三五而阙」，从阴也。」问：「如何是「月以为量」？」曰：「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」。以此为度量，日大暑热，他以冷气节宜之；夜至幽，他受阳光照临之，亦为之剂量也。」问：「如何是「鬼神以为徒」？」曰：「如《易》中水火山泽雷风，皆是天之材料，各有职掌。然使各各不相照顾，岂复成天地？惟中间有帝为之主宰，便都联成一个。所以水火相济，山泽通气，屈伸往来，变化流行，皆鬼神也。如国家六曹，各有经管，总是替人主辨事。如耳目鼻口手足，都是人之材料，然有心在，众皆禀令，便联成一个。去此便不成物事，故曰「鬼神以为徒」。」
「天秉阳」一段极精。以阳属天，日星从之；阴属地，曰「窍于山川」，则风雨从之。故十里不同雨，百里不同雷，千里不同风，地之为也。金木水火土，虽皆从地，然质具于地，而气行于天，故曰「播于四时。」「问：「「和而后月生」，不似先有日星而后有月乎？曰：「却不可如此说，特语势自然如此耳。」
《乐记》「人生而静」一段，真是千圣传心之要典，与虞廷十六字同。「人心」、「道心」四字，浑含精微；「天理」、「人欲」四字，刻画透露。（自记。）
七情，不如言喜怒哀乐分属四时整齐。细思之，亦有理。喜木，怒金，爱火，恶水，各配一行。土有两：欲在季夏，惧在季冬；水亦有两：恶与哀也。（自记。）
惟不忍其忽然而散也，故祭之明日有绎。今人甫祭毕而诚意怠散，不知比理故也。（自记。）
自汉以来，相沿说诸侯不得祭始祖，大夫不得祭高祖。至程子毅然反之，以为：「此古礼之散失也，圣人却不如此。走兽知母而不知父，飞鸟知父母而不知祖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也。丧祭一也，服制五服，而祭不得及四代，于情理不顺。所谓「天子七庙，诸侯五，大夫三」，「适士二」，「官师一」者，庙数不同耳。自大夫以下，合并祖考之位，于三庙、二庙、一庙而祭之，非一主占一庙，而不及祖曾、高及始祖也。其等级隆杀，以庙制品物分尊卑贵贱耳。卑贱亦人也，独禁之不得亲其祖，此岂所以令民德归厚之道？」此语大有识见。所以司马温公称其有制礼乐之才，不诬也。朱手亦如此说，若谓大夫便无太祖，《诗经》何以有「南仲太祖」之称！朱子先依程子行礼，后复心歉，又止祭四代。然细思程子之说可从。若庶民之家，即茅屋祭其始祖，固自无害于礼法也。
深衣之制，上衣下连裳，邪幅杀缝，盖省裳也。古时衣短不掩裳，故朝衣与裳相接处，有芾以蔽而不联之。朱子曰：「祭服谓黻，朝服谓鞴」。至明武宗时，蔡虚齐为江右提学，朝宁王。他官毕着芾，虚齐独不芾，曰：「不可与朝天子同也。」芾，即黻与鞴也。古人内着衷衣甚长，外裳、外黼、外朝衣甚知短，显芾与裳也。
「上己」非「上已」。或谓近代有称地支者，不知上丁、上辛、上己，皆是天干取柔日。惟为天干，故一月之内，各有上中下。若地支，则上中下间有不备者矣。《礼记》陈浩注，不如郑康成远甚。郑是将全部书读熟，前后有照应。陈注后忘前，前忘后，都相碍。《礼记注疏》最好。（以上《礼记》。）
